上下求索 与古为徒 临池不辍
人物访谈
郝国梁，山西太原人，毕业于山西师范大学书法学院。中共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党代表，山西省青年书法家协会理事及监事会成员。
自幼习书，颇好金石笔墨。多年来，积极参与山西省青年书法家协会“书法进万家”公益活动；创办廣微堂书法传习工作室，弘扬推广中国传统书法文化。
书法作品先后入展“全国书法名家作品邀请展暨山西省青年书法篆刻精品展”“山西省首届纪念毛泽东诞辰90周年书法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山西省书法篆刻展”“喜迎二十大，永远跟党走——山西省百名青年书法家作品展”。
本报记者 杨伟义 高静
山西青年报：请简单分享一下你的学书历程，以及在此过程中对你产生深刻影响之事。
郝国梁：我对书法最初的认知源于我的母亲，受母亲影响，年幼的我开始“提笔画字”。母亲是一名教师，笔墨丹青便是母亲信手之事，也算是耳濡目染，时间久了，我也对笔墨有了兴趣。
说到这里，历代书法名家不乏典故趣事，传有钟繇“掘墓偷艺”；王羲之天台山拜师；唐太宗时期，萧翼骗取《兰亭序》；唐朝郑虔“红叶作书”；盛唐张旭“判状得教”等，往来圣贤为学书砚染涝池黑，博取百家之长后，始得龙凤飞。
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我临摹的第一本字帖是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颜真卿中楷字帖》多宝塔选字本。印象中，这本字帖和我现在手头的字帖相比，印刷水平相差很多，但那时是在母亲的要求下练习，只是照猫画虎罢了，后几经搬迁已经遗失。
2011年，我考入山西师范大学书法学院，随书院各位老师，根据更为具体的教学安排系统地学习书法。在这个阶段，我对书法的认知有了新的高度，不再停留在“提笔画字”的阶段，接触了碑帖学，学习了篆刻，有了对笔法的理解、对笔墨变化的追求和对碑帖不同风格的解读。这一时期对书法的基本认知也算为后续十年书法学习方向定下框架。在往后学习书法的过程中，我对法帖范本的选择也更加偏执。
与此同时，家乡周围的一些碑刻对于我而言也甚是珍贵。自幼时起，每年农历七月初二，我便随家中长辈赶晋祠庙会。庙会热闹非凡，位于主殿一旁的贞观宝翰亭内，有一通著名的《晋祠之铭并序》，刊刻于唐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是唐太宗李世民在并州亲自撰稿又亲笔书写而成的一篇铭文，碑文共1203字。铭文为行书，劲秀挺拔，飞逸洒脱，骨格雄奇，刻工洗练，开创了行书入碑的先河。当下，在见不到王羲之法帖的情况下，将《晋祠铭》与各种王羲之集字法帖相比较，绝不敢低估其价值。清人齐羽中评价：“其书气象函盖，骨格雄奇，盖俨然开创规模。结字用笔，颇似怀仁圣教序。”（《三晋见闻录》）
其实，唐太宗《晋祠铭》在前，怀仁集字在后，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都能够反映出右军行书的骨法神韵。童年印象中，这样珍贵的一通唐代著名碑刻就在我的家乡，触手可及，甚是幸福。
山西青年报：刚刚你谈到对法帖范本的选择，请展开讲一讲。
郝国梁：我从一开始选择的是上海书画出版社所出版的各种字帖，到后来是日本二玄社出版的历代法帖，再到“不鸣室”最大化仿真迹的仿真复制品。其实，谈到法帖范本的选择，这涉及到我学书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追求法帖范本的好与坏，源于2013年我到杭州的一次学习经历，那段学习过程，回忆起来很辛苦，但收获是丰厚的。
2013年，我本科在读，利用暑假时间赴杭州访师求学。七八月的杭州，被称为“火炉城市”，早已习惯北方气候的我对于酷热的天气并不适应，但与此同时，内心学习书法的态度也是火热的。在这一阶段，我有幸遇到储云、刘彦湖、张爱国、牛子、鲁大东、王义军等当代书坛翘楚。
而我对于学书最关键的认知改变，也是源于在杭州学习期间，利用闲暇时光拜读博物馆中的古人真迹。印象最深的是上海博物馆中遇到赵孟頫与其妻子管道昇的书法真迹，感受到真迹的魅力。这才明白，看真迹和看印刷品的感觉完全不同，有些感知必须亲临现场。真迹的魅力，是能穿透时空，与古人对话，可以体会到纸本墨迹中有起伏、有高潮、有感情的流动。在博物馆幽幽的灯光下，沉浸其中，仿佛看到古人提笔作书就在眼前。悠悠千年，汉字书写技法不断更迭，真迹中的每一个汉字、每一个笔触都生动具体。我与古人，虽隔几个百年，却仿佛触手可及。我想，这便是我们常说的“见字如面”“字如其人”。在此期间，我往返于各个博物馆间，观读了宋朝、明清、民国等不同时期的名家名迹数百幅，乐此不疲。
现在想来，拜读法帖真迹对书法学习益处良多，也是必由之路。有了纸本墨迹的观读经历，在后续书法临摹的时候便有了对字帖的要求，尤为体现在纸本墨迹的法贴中。一本清晰的字帖犹如一位“师者”，通过反复品读，可与之交流，每每开卷拜读一次，都会有不同的收获。读帖，读影印品质高的字帖，受益良多。
我自觉学书悟性不高，早一时期的“彷徨寻索”由于功夫不到，直到现在，写不出什么名堂来。后来随着年龄增长，转益多师，同时也对历代法帖有了尝试性书写，接受了几位老师的指导，算是开始正式的学书之路。我喜爱明人的字，时时临习。总之，学书一路走来，我始终坚持求学的态度，坚持与古为徒，临池不辍。
山西青年报：你喜欢临习明人书法，请以行草书章法为例，谈一谈明朝的书法风格。
郝国梁：“明人尚态”，明朝行草书的书写特点与此前其他时代有很大不同。明朝建筑趋于高大，同时仕人阶层“附庸风雅”的愿望颇高，这使得对挂轴、扇面等形式的书法作品需求渐多，书法作品渐渐由“案头品”走向“壁上观”，书家借此做出了许多探索，使传统行草逐渐发展出一些新的技巧和风格。明朝书法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明初，承前朝而下，基本继承前朝的典型书风；复以文章翰墨粉饰，遂使台阁书风兴起。首先是延续元代书风，后来出现由统治者提倡的台阁体风格。其代表人物，号称“三宋二沈”。这些书家有一个值得重视的共同点，即他们都比元代书家更多地涉足了大尺幅作品的创作，作品的行气、章法相对开放。正是因为幅式变化的原因，在形式上开始了一些新的探索，虽然无论是技巧还是风格，都称不上成熟，但这样的探索对于书法艺术发展是可贵的。明朝后期大幅行草的成功，我认为是由这一时期的探索开始起步的。
第二个时期是明朝中期，以“吴门书派”为代表的书家群体承前启后，形成特点鲜明的书风，他们中有许多书家一生布衣，在当时专以书画文章为业。在艺术方面成就显著，对后世影响深远，甚至超越了处于政治中心的书法家，而成为这一时期书法界的主要力量。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吴门四家”，即祝允明、文徵明、王宠、陈淳。除吴门书派之外，心学大师王守仁，其书出《圣教序》，遒拔冲逸，有尘外意；文学大儒陆深，出于赵孟頫，稍掺李北海；浙江鄞县丰坊，书学极博，堪称“五体并能”。
明朝中期行草书进入活跃期，文人思想略无禁忌，多方探索，一方面，使赵孟頫的复古思想在实践中继续得到深化，对传统的认识感悟进入更高的阶段；另一方面，在新兴起的长轴大幅的创作上也积累了许多经验，这两方面的成果，都有利于晚明时期行草书对传统的突破和发展。明中叶，江浙一代经济繁荣，文化也因之而兴，成为书法的核心地区。一些文人淡于仕途，潜心翰墨，成为具有一定职业化特征的书画家。这使其创作目的、风格追求都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些变化，“文人化”的清雅气息、好异尚奇之风逐渐兴起。
第三个时期是晚明时期，书法领域出现一次重大变革，狂放书风成为书法发展的主流。董其昌可以说是开创了晚明豪放派新书风。约从万历年间开始，书法风格呈现剧烈的变化。首先，奇崛尚异代替了谨慎平正，其先宗法古代，而后畅然己意，极有创新精神；其次，长轴大幅成为主要的创作形式；其三，书法风格带入明确的个人审美趋向。
关于书法作品的呈现形式，则出现立轴、手卷、册页等。明朝书法作品特点的转变，其实远不是狭义的放大单字，也非书写走向由横而纵，本质的差异在于观赏方式的变化。过去在观赏一件手卷时，从右向左打开，目力所及只是整体中的一个片段，观看的只是作品局部。而立轴不同，当我们站立在一件立轴书法作品面前时，它已经全部映入了眼帘。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个整体，然后再仔细观看一些感兴趣的局部。这一观赏方式的变化，要求作品更具有整体感。这一时期书家的处理方法，是增强作品上下单字之间的连绵感。其中，张瑞图、倪元璐、黄道周、王铎，包括后来的傅山，他们所创作的巨轴基本都是行书、行草或是草书，都强调了书法章法的重要性。
行草书在表达节奏韵律方面显得更为活跃。如果仔细观看王铎的一些大尺幅连绵草书，很多地方其实是重新蘸墨后，故意从停下来的地方重新开始，也就是说，所谓的“一笔书”，其实是很多笔的连接。我猜王铎这么做，无非为了强化连绵所带来的视觉趣味，以至于王铎在临写魏晋时期的行书、草书时，时常为了强化连绵的意味，而不惜动摇结字方法的规范。
因为书写姿势由坐而立、腕肘取代了指掌、连绵起伏的线条取代了点画，晚明书家的巨轴行草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视觉感受。晚明的书家在这一时期所创造的书法风格，可与魏晋及盛唐时期并称为书法发展史上的三个巅峰，书法艺术的发展离不开书家革故鼎新的艺术态度，值得后人求索思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