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孩政策下的青年生育意愿研究

　　摘要：2021年5月，国家出台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3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这有利于改善我国人口结构、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保持我国人力资源禀赋优势。但是当下部分青年存在 “不想生”“不敢生”“推迟生”的生育倾向，究其原因是个体本位思想的加强、“立业”先于“成家”的选择与生存经济压力的增加。针对上述原因，本文从完善三孩配套政策、建立友好生育环境以及构建友好生育文化三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三孩政策；青年；生育意愿
　　一、引言
　　人口问题始终是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根据我国人口发展变化形势，先后作出实施单独两孩、全面两孩、三孩生育政策等重大决策部署。而青年是我国生育的绝对主力，毫不夸张地说，青年生育意愿的高低直接影响、形塑着我国整个生育格局，攸关中华民族的长远与持续发展。我国要扭转持续走低的生育局势，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就必须高度重视青年低生育意愿现象。因此，本文意在了解三孩政策的出台对育龄青年生育意愿是否产生影响，并分析影响生育意愿的相关原因，在分析的基础上，从政策和制度、观念和价值等方面提出可行性的对策建议。
　　二、研究对象及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文将调查对象设定为山西省内育龄青年。《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将青年的年龄范围界定在14－35岁之间，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将青年的年龄范围界定在18－44岁之间。结合中国女性不低于20岁的法定结婚年龄，本文最终决定选取20－44岁的育龄青年作为调查对象，以期进一步了解其生育意愿。
　　（二）数据来源
　　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推行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同年后半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进行了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21），其中关于家庭与社会生活的调研部分均涉及生育意愿问题，且调研时间在三孩政策发布后的短期内，可以更加直接地反映出三孩政策对青年生育意愿的影响。因此本文选用CSS2021年数据作为研究数据。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山西省内20－44岁的育龄青年。因此将数据进行处理，选取地域为山西省，出生年在1977-2001年的被调查者为本文的研究对象。经筛选共有103个有效数据样本，使用SPSS22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三、新时代青年生育意愿的表征
　　（一）育龄青年理想子女数量多数为两个，但实际生育打算低于理想数量
　　根据数据分析显示，超八成育龄青年的理想生育数量为两个，有8.7%的受访者选择1个，3.9%的受访者选择3个，可见生育两个子女是当下育龄青年的主流选择。但将已婚青年实际打算生育数量与理想子女数量相比仍有差距，在80个已婚受访者中，实际打算生育数量与理想子女数量相同的有49人，占比61.3%；实际打算生育数量比理想子女数量少的有27人，占比33.85%。这说明虽然育龄青年有生育意愿，但由于种种因素影响无法达成理想子女数量。
　　（二）三孩政策出台后，青年再生育意愿较低
　　2021年5月，党中央决定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在已生育二孩的41位受访者，有3人表示“可能不要了”，占比7.3%；有37人表示“肯定不要了”，占比90.2%，可见当下育龄青年的三孩再生育意愿较低。生育一孩的31位受访者，有7人表示“再要一个”，有7人表示“还没有想好”，有5人表示“可能不要了”，占比16.1%；有12人表示“肯定不要了”，占比38.7%。综上所述，当下主流的生育数量仍为二孩，已有二孩或三孩的受访者再生育意愿低，三孩政策影响有限，受影响者主要为生育一孩的育龄青年。
　　四、青年低生育意愿的原因分析
　　（一）“不想生”的内在原因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与人之间的分工越来越细化，社会呈现出原子化的特点，而家庭是构成社会的最小单位。家庭从最初的扩大家庭逐步向核心家庭演变，家庭内生产、居住方式与人员的改变，使个体的原子化现象愈加明显。青年个体愈加关注自我的利益，人际关系愈加疏离。因此，婚姻与生育会被部分青年视为一种负担。一是“当下即是最好”的生活态度。现在的青年更加注重自我生活的品质，在城市中生活的压力相对较大，减少社交成为一种放松休息、回归自我的最好选择。青年单身或未婚时期的工资可以让其有着相对舒适的生活，而一但结婚后，面临的不仅是职场的压力，家庭的责任也会随之而来。因此，更多青年认为当下即是最好，不愿结婚与生育。二是女性社会角色的冲突。传统女性的社会角色被定义为相夫教子，被视为男性的附属品，社会地位较低。而在当今社会，女性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更加追求个人的职业发展和独立，社会地位也与男性趋于平等。但在职场，仍然存在着职业性别歧视，女性怀孕生子成为职业发展的绊脚石，育儿与工作的冲突，成为女性青年不想生的主要原因。
　　（二）“推迟生”的重要促因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成家”是在“立业”之前的。中国人有浓厚的家庭观念，个人利益要服从于家庭利益。个人要为了延续家庭的香火而成家，因此结婚生子在过去是优先于 “立业”的。而在当今社会，青年男女普遍认为要“先立业后成家”，婚姻和事业的稳定成为最看重的生育必备条件，因此“推迟生”成为青年生育的主流。究其原因：一是教育周期延长升学就业难。传统的家庭观念认为男主外女主内，女性几乎不存在教育与就业的年龄问题。而现在，按正常教育周期来看，本科毕业需要到22岁，硕士研究生需要到25岁，博士研究生毕业需要到29岁，且现在就业压力大，找到一份相对满意的工作需要一定的时间成本。因此，教育与工作的时间延长推迟了青年结婚生育年龄。二是晚生晚育优生优育的成长环境。1978-2013年是我国严格计划生育阶段，其间出台独生子女政策、“一孩半”政策、“双独二孩”政策。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下，青年的生育观会受到上一辈晚生晚育优生优育的影响，三孩政策的出台很难立即改变青年固有的生育观。因此，大部分青年依然选择推迟生。
　　（三）“不敢生”的现实原因
　　生育决策是与生育的成本相联系的。生孩子在过去对于家庭而言不过是“多添一双筷子”，在孩子长大之后还可以多分地，成为家庭的劳动力。但是在当今社会，孩子的成才与教育更是父母所担忧的，害怕其子女输在起跑线上，从备孕、怀胎、出生、成长投入了大量的时间与经济成本。因此很多青年对生育二孩、三孩是望而却步，处于“不敢生”的困境中。一是子女教育费用高。在这个“内卷”化十分严重的社会，加之网络的影响，家长更加注重对子女全方面的培养。孩子从孕期的胎教，出生后的早教、兴趣班，后期的中学、大学上学费用，一个家庭培养孩子的费用在几十万到上百万元。除了教育外，孩子的看护成本也是较大的，家长或请保姆带孩子付出经济成本或者牺牲工作付出时间成本。二是家庭负担较大。80、90后多为独生子女，他们面临着“4+2+?”的家庭结构。夫妻需要赡养双方父母，共同抚育子女，再加之有房贷或工作不顺心的压力，他们可能会选择“逃避”，少生育或不生育成为他们当下最好的选择。
　　五、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发现，总体而言，当前育龄青年的生育意愿不高，呈现出“不想生”“推迟生”“不敢生”的特点，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是以下3个方面。第一，个体本位思想的加强；第二，生育养育成本高压力大；第三，政策配套措施实施细则不完善。
　　围绕以上问题，推动三孩政策进一步落地的同时提高青年的生育意愿，笔者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完善普惠配套政策，支持育龄青年 “敢生能养”。政府应根据当地实际建立育儿补贴制度，探索建立育儿津贴、生育奖励、生育保险育儿消费券等形式的经济支持政策措施，为青年提供“真金白银”的补助，释放鼓励生育的正向信号。第二，建立生育友好型社会，促进育龄青年 “想生乐养”。加强普惠托育服务供给，解决子女照料和科学养育难题。鼓励社会参与，发挥政府财力、民间资源的共同作用，扩大普惠托育资源供给。营造生育友好就业环境，积极探索建立弹性工作制度，进一步细化和完善青年生育支持与就业保障政策。第三，构建新型的生育文化，倡导育龄青年 “早生共养”。加强宣传与引导，克服青年人恐育思想，生育教育更多从个体和家庭立场出发，强调生育带给育龄人口的获得感和幸福感。（2023年度山西省青少年发展研究课题，课题编号：JT2023E1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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