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留学生来了学什么？
秋风唯苦吟，举世少知音。
窗前三更雨，灯前万里心。
这是唐代新罗 （今朝鲜半岛）人崔致远留下的诗句，句句精炼，让人很难想到，它出自一个外国人之手。崔致远12岁来中国，6年后考上 “宾贡进士”，任溧水县尉（今属江苏省南京市辖区，县尉相当于今县公安局局长，九品），后任淮南节度使高骈幕僚，因起草《檄黄巢书》名闻天下。在华16年后，以三品衔归国。
崔致远被称为“东国儒宗”，堪称留学生的代表。据严耕望先生考证，“自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年）新罗始遣派留学生起，至五代中叶，三百年间，新罗所派遣之留唐学生，最保守之估计当有两千人”。
新罗留学生之外，还有日本、渤海国、大食、百济、高昌、吐蕃、南诏等国留学生。宋代时，“宾贡科举”成单独考试，一直延续到明代。清代时，国子监延续明初政策，对琉球学生予以优待。
留学生“压力山大”
留学生到唐朝后，一般在国子监学习，分学问生、请益生和还学生三种。学问生长期留学，学制一般10年；请益生有一定基础，来华研修，可长可短；还学生随遣唐使来，并一同返回，是短期培训。
入学前有考试，据《唐会要》，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渤海国派来16人，只有6人获准入学；新罗派来216人，只有7人入学，其余都被遣回。
入学前，留学生要向先生献束脩（礼物），行拜师礼。入学后，“买书银货则本国支给，而书（衣）粮，唐自鸿胪寺供给”，即衣食由唐朝的鸿胪寺（相当于今外交部）典客署免费提供，如是留学僧（一般安排在长安的大寺庙中学习），鸿胪寺每年发四季衣服、粮料，并赐绢25匹。
留学生与本土学生的学制相同：《论语》《孝经》一年；《尚书》《公羊传》或《谷梁传》各一年半；《毛诗》《周礼》或《仪礼》各两年；《礼记》或《左氏春秋》各三年。
教学方法分讲论、问难、诵读与读书指导四种。留学生和本土学生一样，也要参加旬考、岁考、毕业考。
旬考是每十天考一次，须背诵一千字、讲解两千字。岁考是口问大义十条，通八条为上等，六条为中等，五条以下为下等，即不及格。如果岁考三次都是下等，必须重修，再不及格，便勒令退学。毕业考则由博士出题，校长（祭酒）监考，题目则模拟科举。由此看来，学业压力够大。
“宾贡科举”单列榜单，附在正榜末尾，即“十年观国，本望止于榜尾科第”。第一位及第的留学生是新罗人金云卿。
明代重视琉球学生
唐代以后，留学生数量锐减。一是高丽光宗九年（958年），时中原战乱，在逃到高丽的文士双冀建议下，高丽王朝自办科举。自唐朝到明朝，在中国科举成功的朝鲜半岛 （含新罗、高丽、朝鲜）进士共53人，远多于其他地区。本地也可科举，使留学中国的动力下降。
另一方面，招待留学生的负担重，唐代鸿胪寺每年招待费折合成粮食，高达一万三千斛，后来王朝减少了投入。
在中国学习后，大部分留学生回国服务，比如唐开成五年（840年），便有105名留学生离开。
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年），高丽国金涛通过“宾贡科举”，朝廷授予他县丞之职，金涛却拒绝就任，反而与三名同乡回国了。第二年，高丽国申请再派留学生，朱元璋的回应颇为冷淡：“涉海远来，离其父母，未免彼此怀思。尔中书省宜令其国王与群下熟议之。为父兄者果愿遣子弟入学，为子弟者果听父兄之命，无所勉强。即遣使护送至京，或居一年或半年，听其归省也。”
不过，明太祖很重视来自琉球的留学生。明初琉球“地无货殖，故商贾不通”，“琉球最贫”，“不驾舟楫，惟缚竹为筏，急则群舁之，泅水而逃”。自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起，琉球派留学生到中国便成定例。
明太祖很可能看出了琉球巨大的地理潜力，下令迁“闽人三十六姓”移居琉球，在一系列帮扶下，琉球果然发展成东亚海洋贸易的支点，被称为“梯航万国”，成了稳定东亚秩序的重要一环。
清代只教一门课
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4名琉球学生作为明代后第一批留学生，进入北京国子监学习，至同治七年（1868年）才不再派留学生。
对琉球留学生，明朝无人数限制，清朝则要求一任国王只派一批，学习年限也缩短成3年，最长不超过4年。
清朝这么做，可能是想节约成本。据学者许可在《琉球王国赴华留学生研究》中钩沉，清廷为每位琉球留学生日供白米二，“鸡、肉、茶、豆腐、花椒、香油、酱、黄酒、菜、盐、灯油”，此外“每年春秋赐锦缎袍褂，纺丝绸裤各一，凉帽各一，鞋袜各一双。夏赐纱袍褂，罗衫裤各一；冬缎面羊皮袍褂，棉袄裤各一，貂帽，皮靴，绒袜，被褥，席枕俱备”，且“每月硃墨纸笔银两五钱”。
唐代来华留学生可选算学、律学、四门学等，清代只有朱子学。留学生“每日早起，沐浴、正衣冠，诣讲堂听讲《小学》数条；《小学》完，讲《近思录》。饭后，讲经数条，临帖。灯下，讲四六古文各一篇、诗一首，次日背诵”。
琉球学生多次提出修改教学内容，从结果看，仍以道德教育为主。当时高丽王朝虽有科举，却未动摇贵族制，平民子弟机会少，仍希望留学中国来改变命运，可清朝教育如此封闭、狭隘，让人望而生畏。
留学教育有利于传播文化、增进感情、加强交流，但好事还要办好，效果无法量化，责权利不对等，就会越办越差。早点商业化，也许更好。
本报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