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周游、壮游与研学游
近来，各类研学游蔚然成风，古代虽然没有直接以研学游名义开展的活动，但是类似活动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由最早的周游，到壮游，逐步演化成为研学游。
周游列国与遍访名师
春秋时期的孔子周游列国是重要的历史事件，某种程度上说是研学游的肇始，可以说，孔子开了中国游学风气之先声。
当时，孔子在曲阜招徒讲学，为了进一步开阔视野、求知解惑，他决定率弟子们周游列国，遍访都邑，寻求名师。在长达14年的时间里，孔子从鲁国出发，周游卫、陈、宋、齐、郑、蔡、楚等诸侯国。他秉持“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宗旨，沿途拜访了不少德高望重的老师。据《大戴礼记》载：“孔子适周，访礼于老聃，学乐于苌弘。”是说孔子在游学途中，向老聃学习礼制，向苌弘请教乐律知识。
除了孔子，当时赫赫有名的墨子、庄子、孙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等，全都是著名的“游士”，他们通过游学获取更多的学问，个个学识渊博，著作甚丰。
东汉末年有一个人叫邴原，他是北海朱虚（今山东临朐东）人，也曾搞过游学。邴原很喜欢喝酒，自从游学之后，害怕耽误学业，游学途中滴酒不沾。通过多年四处求学，他学识大有长进。回来后，他办起了学堂，广收学徒，留下了“邴原戒酒”的佳话。
以周游带动游学，远游异地，拜访各地名师，或当面请教，或投身门下，求知如渴，这已经成为一个优良的传统。
用脚步丈量大地
所谓壮游，就是怀抱壮志而远游，另外一层意思是这些人大都在壮年时代，恰此时外出旅游和游学，壮游使他们真正达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壮游”这一名词，最早见于唐代大诗人杜甫的同名诗歌《壮游》，其中写道：“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饮酣视八极，俗物都茫茫。东下姑苏台，已具浮海航……”
杜甫的这首诗，说的是他出身于世家大族，7岁就能写诗，9岁编过诗集。大约20岁那年，他从洛阳出发，东游苏州、南京、绍兴，还曾经泛舟东海，梦想去最远的海岛上探险。在江南与浙东遨游了四年，杜甫回到洛阳，参加科举考试，却落第。他整理行装，再次出游，北上河北，东至山东，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后在洛阳见到了李白，与李白、高适一起游玩开封，登上古吹台，饮酒赋诗。40岁那年，杜甫结束漫游生涯，抵达长安，获得了一个小职位。然而命运弄人，适逢安史之乱，朝廷西迁，杜甫依然不能尽情施展才华。
宋代沈括，少时随父宦游州县，出仕后他更是重视游历研究，使他“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写就了集科技之大成的名著《梦溪笔谈》。
明代徐霞客游历生涯更是长达35年之久，他壮游祖国山川十万里，自22岁开始旅行，足迹遍及今浙江、河南、河北、广西、贵州、云南等21个省区市。徐霞客用双脚丈量了山山水水，“达人所之未达，探人所之未知”，观察了许多自然现象，记录了人文、地理、动植物等知识和资料，最终撰写了《徐霞客游记》，被誉为“千古奇书”。
研学游顺理成章
正是在周游、游学和壮游的基础上，古代的研学游呼之欲出。宋代到明清，书院文化盛行，使得士人旅行制度化，游学热情持续不衰，在全社会形成了“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浓厚氛围。宋理学家、思想家朱熹就极力主张：“学子不应居于一隅，而应出四方游学一遭。”
当时的书院名师硕儒云集，每一所书院都是一个地方的教育、学术中心，学子趋而往之，有远见的书院老师，更是研学游的推动者和实践者。他们利用各种机会，带领学子走出校门投身大自然和社会大课堂，游历山川、观察社会、开阔视野。
胡瑗是北宋著名教育家，俗称“安定先生”。因屡次科举不中，绝意科场，在吴中以教书谋生。宋仁宗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范仲淹迁知苏州，创建了“苏学”，聘胡瑗任教授。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胡瑗应滕宗谅即滕子京之邀出掌湖州府学，在湖州9年，教学有方，其所订学规还被朝廷取为太学法。
受胡瑗教育过的学生，都有较好的修养，在社会上很有影响力。欧阳修曾评价：胡氏门生，随其人贤愚，皆循循雅饬，其言谈举止，遇之不问可知为先生弟子。胡瑗弟子中最出名的是北宋理学大师程颐，他也说过：“凡从安定先生学者，其醇厚和易之气，望之可知也。”
明代的教育家吴与弼，6岁入学，19岁赴京师金陵求学。偶然读到宋代理学创始人朱熹的著作，当即放弃科举考试返回家乡闭门钻研。21岁开始讲学，从学弟子甚众，其中不乏学有大成者。吴与弼通过教育实践认为，劳动对培养学生勤奋进取的品格非常重要。他的教学活动很特别，经常率领学生来到郊外田野，参加劳动实践课，他和学生一起劳动，一起生活，在劳动中授课，并与学生一起探讨人生。他把研学游融入了劳动的元素，意义非凡，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劳动与读书相结合”理论的人。
从周游、壮游再到研学游，脚下走过的是路程，心里留下的却是知识。如今，研学游如火如荼，也需要加强管理和规范，避免流于形式或全以营利为目的，真正达到开阔视野、增长知识。 据《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