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我的红色家风

　　郑 挺（1921—2015）出生于山西省翼城县。1939年参加工作，194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至1949年2月，先后在延安抗日大学、新华书店及陕甘宁边区政府学习和工作；1949年3月至1956年9月，先后在山西省晋南专署、新绛中学、运城专署工作；1956年10月至1979年9月，先后在山西省教育厅、山西省高教局、运城师范、运城地委文教部工作；1979年10月至1982年10月，任山西省煤化大学党委副书记；1982年11月至1984年8月，任山西省教育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1984年离休。
　　讲述人：郑裕清 讲述时间：2022年8月12日 整理人：孟志平
　　
　　理想信念
　　
　　“找革命”
　　
　　“到延安去”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那一年，父亲郑挺出生在山西翼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经常自豪地和我们说：我和咱们的党同龄啊！
　　父亲姐弟两个，父亲是家里唯一的男娃，家里老人都宠爱他。小时候在村里念书时，每天放学，他八十多岁的太奶奶都要到学校门口接他，兜里还给他带着馍馍片。
　　父亲十二三岁时到高级小学上学，高级小学在另一个村，离家二里远。在学校里，父亲的学习成绩一直排在前头。老师还专门到家里送过喜报，放了炮。全家人都非常高兴，觉得父亲是识字人，这辈子肯定会出人头地。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从河北进入山西，很快就打到了太原城下，学校就放假了。那会儿，父亲还有半年就小学毕业了。书念不成了，父亲没办法，就回村里当了老师。这时牺盟会的一些同志，动员父亲参加了牺盟会。父亲看了一些进步书刊，还读了毛主席写的文章，视野一下子就开阔了，想看看外面世界的心思也更加强烈了。日军占领太原后，继续向南侵略，逼近县城。父亲和高小的老师商议后决定去找抗日的部队，拿起武器打日本人。他们一伙四五个人说走就走，又怕家里大人不同意，就偷偷背上干粮在夜里出发了。
　　辗转到了延安后，父亲他们进了延安抗日大学。由于父亲识字比较多，写的字好看，组织上就把他安排到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学习。
　　父亲从家偷跑后，一家人急坏了。爷爷听说父亲在延安，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到延安去找他。找到父亲后，爷爷让他回家。父亲说：“我要革命，要抗日。”爷爷看到了延安的新气象，心里头也踏实了，一个人返回了家乡。就这样，父亲走上了革命道路，一走就是一辈子。
　　父亲晚年时和我们说，他的这一生是自己到延安“找革命”“找”出来的。
　　
　　“我想回报……”
　　
　　父亲离休后，积极参加省市老干局组织的活动，一天到晚忙前忙后。
　　2012年，我在山西省教育学院负责管理体育器械，因此与爱好体育的学生们多有接触。有一位爱好打排球的姑娘经常和我聊天，慢慢地我们俩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她姓钟，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家境贫寒，生活很苦，但她热爱生活，努力向上。
　　在家里闲聊时，我无意中和父亲说起这件事。父亲听后说：“我想资助这位姑娘，只要是在学校读书，她念到哪儿我就资助到哪儿。”
　　我非常了解父亲，凡是他认定的事就会做下去。我心想，我为什么就没这么想呢？这就是我和父亲的差距。说做就做。我找到这位钟姑娘告诉她父亲的想法。从此，父亲不光全面承担起钟姑娘的学杂费用，每月还资助她一笔生活费。
　　钟姑娘学习非常刻苦努力，当时她读大二。她的目标是考研。父亲说，人活着有目标有方向就有希望有奔头。他和我说了好几次：“别说她考研，就是以后念博士，只要我活着就全力资助。”
　　可是天不遂人愿，钟姑娘大学还没有毕业，父亲就去世了。
　　父亲病危时，紧紧地拉着我的手，那天他流泪了，他说：“你要继续资助钟姑娘，直到她完成学业……我是没机会了，这件任务我是完不成了……我对不住她，你帮我完成吧……”
　　钟姑娘大学毕业后，因为种种原因第一次考研失利了，她决心第二年再考。当时还面临着一个问题，那就是她已大学毕业，没有可以栖身的宿舍了。我想，如果让她回老家，老家人多事杂，没有学习的氛围；再说，父亲生前交托给我的任务得完成。于是我就和她说，我家能住下你，你来我家住吧，安心学习。钟姑娘听到后，眼泪一下就流出来了。我腾出一间卧室让钟姑娘住，鼓励她好好学习。就这样，在我的鼓励和帮助下，经过一年的紧张复习，她终于如愿以偿。对此，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因为在家时，我看到她学习时的状态、劲头和高三的学生一模一样。我想父亲要是在世，看到她的学习劲头，一定会非常满意。
　　父亲去了，我把他未完成的心愿完成了。钟姑娘研究生毕业后在新疆理工学院当了老师。
　　钟姑娘每次和我通电话，聊起的第一句话都是关于父亲的……
　　钟姑娘说，父亲是她这辈子最大的恩人，她会努力工作，努力回报社会，以此方式报答父亲的恩情。
　　
　　“我没想到我能活到九十多啊”
　　
　　父亲是个非常容易知足的人，农村出身的他淳朴而善良。父亲常说：“人这一辈子想要活得好、活得快乐，就该有颗知足的心。”
　　父亲在最后的日子里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没想到我能活到九十多岁啊。
　　父亲说，抗日战争时期，他在抗日大学学习和工作。前方部队打仗，后勤保障缺人手，抗日大学就组织学生组成后勤部队，日夜为战场运送粮食、弹药。父亲跟随一支骡马大队，从山西、陕西等地筹集粮食，然后再将粮食想方设法运到前线。他们沿途要经过国统区、日伪占领区，还有散兵游勇和土匪横行的崇山峻岭。他们不分昼夜，押运粮草，心里就一个念头，尽快把这些物资运到战场，送到战士们手里。他们经历的危险，并不比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少。有不少骡队不是遭到国民党兵、日伪军的抢劫，就是遭到土匪的骚扰，很多同志没有倒在战场上，却倒在了后方押运途中。考虑到押运人员的安全问题，部队给押运人员每人配了一把手枪。父亲说，那把手枪他一直随身带着，黑夜就放在枕头底下。他说，那时他和同事们的脑袋就绑在裤腰带上，今天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活下来，人人都将生命置之度外。
　　父亲每每和我说起战争年代，说起那些九死一生的经历，他总是用一句话做总结：我会用自己的生命去完成党组织交办的工作和任务，不管多危险，我都会一往无前。
　　2015年，父亲以九十四岁高龄离世。
　　临别时，父亲还是那句话，我这辈子没想到能活这么大岁数，值了。我这辈子都是党给的，如果有来世，我还当共产党员，为党和人民做点自己能做的事……
　　摘自《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我的红色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