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风雨人生路爱国爱党世纪情

　　彭春辉（1920—2021） 河北保定人。1938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4年，任高家堡农场场长；1967年被调至永济县董村农场，后任原平农场管教组组长；1973年5月被调至平遥县，组建少年犯管教所并任党委书记兼政委；1980年12月，任山西省第一监狱党委书记兼政委。1984年离休。
　　讲述人：彭莉丽 讲述时间：2022年9月12日 整理人：江雪
　　
　　峥嵘岁月：经受革命烽火洗礼
　　
　　我的父亲彭春辉，1920年11月4日出生在河北省保定市蠡县蠡吾镇刘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农闲时我的祖父会做一些小生意，将棉花纺织成布匹再出关东去卖。祖父走南闯北见识多了，也便懂得了文化的重要性，所以，祖父勉力供我父亲读了私塾。
　　为广泛发动群众武装开展游击战争，1938年1月10日，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成立。我父亲就是这个时候参加的革命。他先在冀中军区后防军医院工作，1938年8月，又被安排到冀西冀中军区卫生部担任特派员，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父亲兄妹四人，大伯叫彭春亭，在村里务农；二伯叫彭春培，是当时刘村的农会主席。听父亲说，他原来还有一个姐姐，鬼子汉奸得知父亲在锄奸队，对父亲恨之入骨。好几次，日本鬼子在汉奸的带领下闯入祖父家，想逼迫祖父交出父亲；祖父祖母大概是提前得到了消息，与我大伯和二伯他们躲了出去，鬼子扑了个空。但不幸还是降临了。一天，鬼子突然袭击刘村，气势汹汹地包围了村庄，抓住了我祖父，并害死了当时担任刘村农会主席的我二伯彭春培，还放火烧毁了家里的房子。我父亲担心家里再遭鬼子、汉奸祸害，便一直不敢与家里联系，后来村里就传说我父亲牺牲了。一直到解放后的一天，祖父才得到消息，父亲还活着！那时，父亲已经担任了中央政府公安部八局副处长。抗战中，父亲与战友们一起挫败日伪军的多次“扫荡”和“蚕食”。1948年3月，解放新夕，中央机关从延安向西柏坡大转移的过程中，父亲更是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保卫中央安全工作。听父亲讲，在最困难、最艰苦的时候，他和战友们每天吃三粒蚕豆果腹，一条扁担能睡一个人。父亲和他的战友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被毛泽东誉为“敌后模范抗日根据地、统一战线模范区”的安宁。
　　
　　恪尽职守：保国安民中守土有责
　　
　　新中国成立以后，父亲继续为革命工作燃烧自己，亲历众多堪称彪炳史册的节点性工作：1949年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城楼全面统筹安保工作，确保国家领导人安全及大典顺利进行；抗美援朝板门店谈判期间，负责我方现场安保总控；20世纪50年代，国际局势风起云涌，时任越南主席胡志明同志多次访华，父亲均身临一线，担任贴身保卫、统筹工作……这些在很多人看来值得终生引以为傲的事迹，父亲从来不主动和我们提起。
　　父亲因工作出色，被时任国家副主席的宋庆龄先生认可，她送给父亲一盆她亲手种植的文竹，父亲倍感珍惜，却也没有主动和我们提起这盆文竹的来历。父亲始终认为，他就是一名普通的革命战士，为革命工作奉献终生。父亲淡泊名利的态度，为我们儿女作了积极表率。
　　1962年4月，父亲被下放到山西，在父亲坚持留任公安系统、坚持下基层的要求下，父亲在山西的工作单位由原先的省委组织部调整至省公安厅一线。1964年4月，父亲担任位于清徐县的山西省高家堡农场场长。听父亲说，当时这个农场归山西省公安厅的下属单位劳改局（现山西省监狱管理局）管。1967年，父亲又被调到山西省永济县董村农场；之后前往山西省山阴县学习班学习，后又调至山西省原平农场担任管教组长。这一时期，父亲可以说是调动频繁。但不管怎么调动，父亲始终坚守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信念。
　　1976年，父亲有机会调回北京工作，但父亲放弃了。后来我问父亲为什么不调回北京。父亲说：“我何尝不想回北京，但我已经五十六岁了，回北京能做什么？如果回北京不能做更有价值的事，那就把回北京的机会让给那些有更多机会做事的人吧。”父亲那番话瞬间让我明白人生的意义——做对社会有价值的事，才是人生的真谛。
　　1980年12月，父亲被调到山西省第一监狱担任党委书记兼政委。上班那天，他习惯性地到新单位的生活区、办公区转一下、了解一下。他看到办公区有一个水池，水池上的水龙头开着，水哗哗流着，溢出了水池，地上积了很多水。父亲赶紧过去，关掉水龙头。这时，一个工作人员走出来冲着父亲就嚷：“哪里来的老头，在这里瞎转！”父亲说：“你别管我是哪里来的，这水哗哗流，你不觉得浪费？”那人呵斥父亲：“你谁啊？该干吗干吗去，少管闲事！”父亲说：“你这是浪费，就得管！”过了几天，山西省第一监狱召开干部大会，那人看到了主席台上坐着的父亲，愣住了。会议散了后，他赶紧找父亲道歉，担心父亲以后会给他“穿小鞋”。父亲说：“认识到错误就行，以后好好工作，其他的不用担心。”后来，这人逢人就说我父亲为人正派和善，是一位好领导。
　　父亲还提起过这样一件事：省监有一个女干部，是单位的技术骨干，她爱人在石家庄工作，也是一位优秀的技术人才。夫妻两地分居，生活工作多有不便。父亲了解到她的情况后，本着爱惜科技人才、体恤下属、免除干警后顾之忧的出发点，设法帮她把爱人调到了省监，解决了困扰他们多年的问题。这个女同志为感谢我父亲，拎着礼物到我家，想表示一下感激之情。我父亲对她说，你爱人调来这件事，是组织决定、组织安排的，不是我个人能做的事，你要感谢，应该感谢组织，并婉拒了她送来的礼物。
　　父亲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也一直积极践行社会责任。1977年，平遥发洪水，父亲第一时间带人救灾，又捐出了一百元钱。母亲当时也捐了五十斤粮票。要知道，当时一个学徒工一个月的工资才十八块钱。我父亲是那次全县捐款最多的人之一。抗洪结束后，平遥县委还对父亲进行了表彰。1989年，国家决定修复长城，父亲又一次捐款；汶川大地震时，父亲也是第一时间捐款。2020年春节，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一百岁的父亲还不忘交出自己的一份特殊党费。
　　
　　家风传承：认真做事坦荡为人
　　
　　20世纪50年代，我们一家随父亲在北京生活，当时居住在复兴门外南礼士路国务院宿舍。我母亲徐宝英也是一位老革命，1926年出生，早年参加革命，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她是山西五台县人，1949年前与我父亲结了婚。父亲与母亲相识于晋察冀边区，携手相伴六十载，既是战友也是伉俪。母亲当时也战斗在公安战线上。1949年后在北京朝阳分局工作。1949年前，父亲与母亲聚少离多，直到父亲从朝鲜战场回来，才有了我哥哥和我。我哥哥1954年出生，我1956年出生。但即使父亲回到了北京，他们还是非常忙。我小的时候，很少能见到父亲母亲。他们一般周六下午回家，周日下午离开，因无暇照顾我们，只好把远在山西五台县的姥姥请来北京。在我和哥哥的记忆中，童年与姥姥相处的时光多于和父母在一起的时光。
　　20世纪60年代，父亲被调到山西。那时我母亲可以不用来山西，但当时北京出台了新的户口政策，鼓励异地夫妻留京一方迁出北京，我母亲作为领导干部，主动响应号召，离开工作了十多年的北京，我们举家搬至山西。
　　父亲一直严格要求自己，对子女管教很严。我和哥哥从未沾过父亲一点儿光，从报考学校到毕业分配，全靠我们自己努力。父亲的言传身教，让我们自身以及我们的小家庭受益颇深。父亲爱孩子，但对我们、对孙辈从不溺爱。我哥哥的儿子和我的女儿从小就知道爷爷（姥爷）“抠门”，不让乱花钱，不让浪费粮食，不让乱丢东西，但是他捐款时却很大方。从他们认字起，就能熟读客厅中父亲手书的条幅 “闲谈莫论人之非，静坐常思己之过”。孩子们还知道，每天晚上七点开始，爷爷（姥爷）要看《新闻联播》，了解国家大事，谁也不能换台。他们从小也学会了从父亲的大书柜里翻看各个版本的《毛泽东选集》，从父亲的书报架上抽出《参考消息》，像模像样地读书看报。
　　我嫂子曹琳曾写下一篇随笔：“嫁到这个家是我的福气。二十年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婆媳从没红过一次脸……二老都是暖水瓶的性格，外冷内热，但老两口一生恩爱，相敬如宾，从不吵架，大小事都总是互相谦让。有件事让我感动至今，以前公公出差从没买礼物的习惯，我进家门后，公公第一次出差就给我买了一份礼物，是一件很合体的做工极精细的、大方高雅的、墨绿色镶本色边盘扣的外套。那件外套我足足穿了十年。小夫妻总有有矛盾斗嘴的时候，每次我和爱人发生矛盾时，二老都是向着我、安抚我，去批评自己的儿子，教育他要关心、包容我。在二老长期的熏陶下，我学会了包容，学会了谦让……”
　　2021年2月12日，一百零一岁的父亲走了。父亲十八岁入党，参加革命八十三年，从未因个人的事向组织提过一点儿要求。父亲生前遗愿：不给组织添麻烦，节约医疗资源，不过度抢救，后事从简。我们遵从父亲遗愿，为他的一生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看着父亲留下的一枚枚奖章，想着父亲的音容笑貌，回顾父亲的百岁人生，我们才知道，父亲早已把正直、坦荡、包容、大度、勤俭、节约、豁达等品格潜移默化地传给了我们。父亲，您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与天地永恒，同松柏常青！我们将传承您高尚的情操，以积极阳光的态度投入学习、工作、生活中，去奋斗，去努力！
　　摘自《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我的红色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