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关漫道真如铁

　　常杰（1924—2016）山西长子人。1938年3月参加革命，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入伍于八路军一二九师，后供职于中国人报社、华北新华日报社、太岳新华日报社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调入阳泉市工作，曾任阳泉市计委主任、娘子关供水指挥部总指挥、阳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阳泉市八届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1989年离休。
　　
　　讲述人：常晓明 讲述时间：2022年8月8日 整理人：张玉
　　
　　以身作则
　　
　　我的父亲常杰，是一名离休干部。他于1924年11月出生在山西省长子县。他十四岁就参军了，在八路军一二九师游击第七支队做一名战士。后来做过《中国人报》长治分馆通讯员，《中国人报》社、新华日报社华北版通讯员，华北新华日报印刷厂工人，华北、太行、新华日报印刷厂工人，太岳新华日报印刷厂工会主席，运城地委永虞县四区宣传委员，《晋南日报》记者、临汾地委宣传部宣传科副科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来到阳泉市政府工作，此后一直留在阳泉。
　　我对父亲的记忆，从1958年开始。那一年我四岁，父亲被打成了“右派”，下矿劳动，我们姐弟二人被寄养于一位老奶奶家，父亲虽然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但他没有那么多儿女情长，只是告诉我们，从小就要坚强，要锻炼身体，要为人民服务。我父亲这样的革命者，大都出身于底层，具有独立人格和侠义心肠，能超越阶级局限去追求为理想献身的那份崇高。
　　1962年前后，父亲从矿区回到市里，来到物资局工作。回到市里以后，我们的生活条件稍微改善了一些，有一个通信员负责帮忙照顾我们的生活起居，但是父亲从来不要他做家务，所有家事都由父母亲自操持。我和姐姐虽然小，也得帮妈妈做家务。我们自己拎水，因为年龄小，拎不动一桶水，就半桶半桶地拎。那时候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粮食经常不够吃，但是该做的工作却一样不能少。父亲特别忙，根本没有时间照顾我们，我印象中，他经常把工作带回家来完成，有时甚至需要在家开会。他因此落下了胃病，妈妈心疼他，给他吃有限的一点点白面，而我们姐弟吃的是白面和着红面，粮食不够时甚至要吃榆皮面。
　　所以在我看来，父亲从来都不是我可以托庇的大树，我必须自食其力，必须从小坚强独立。父亲的思想感情很平民化，很有劳动人民那么一股劲儿，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他对子女的教育侧重于身教而非言传。父亲十四岁就参军了，识字班都是后来上的，文化程度不高，不善言辞。他出身平民，不是享乐主义者，数十年来投身革命，奔波周旋，自然就不讲究那么多“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的古训，所以我们的家庭氛围是比较宽松和自由的。
　　父亲给我的这种影响也被我带到自己的教学生涯中，我时常与学生密切沟通，一方面为他们量身定制更合理的研发项目，另一方面也为能了解他们的生活境况，以尽力提供帮助。我曾遇到过一个学生，因家境贫寒，难以负担春节回家过年的车费。我得知情况后，立刻自己出钱给他买了往返车票，并亲自送他到车站，目送火车启程。对我来说，每一个学生都像自己的孩子，我竭尽所能为他们提供最好的成长条件。我力求不仅做指导他们学业的师长，还要做他们人生路上的导师。
　　
　　辉煌人生
　　
　　1975年秋，父亲迎来了他一生中的高光时刻：市委决定让他负责阳泉市娘子关提水工程。这项工程是低水高提、引水倒流，规模宏大，技术复杂，是阳泉市解放以来地方基本建设项目中投资最多的大项目，其施工条件极其复杂。它的全部工程蜿蜒在三十公里长的崇山峻岭中，其输水干线，从“山顶刀刃宽，两侧是深渊，野兽不敢走，飞鸟不敢站”的刀刃山零号洞起，跨过悬崖绝壁的“通天桥”，由平定的连庄，阳泉的红土岩、杨家庄、白泉、齐家岩、侯家沟等村庄，到达阳泉钢铁厂背后的猫脑山水厂，高差四百五十多米。整个输水干线像一条腾飞的蛟龙，时而跨谷，时而穿洞，时而盘绕，时而直冲，其施工难度可想而知。
　　父亲认为市委让他负责这个工程，是党对他的信任，他一定要提回娘子关的水，向阳泉人民作出圆满的答卷。他组织工程技术人员多次到外地走访、参观，又对涉及娘子关提水工程的每一个山梁、每一个峡谷、每一条涧沟，都查明情况，通过反复比较，选择了比较理想的输水干线。他吃在工地、住在工地，坐镇指挥，采取精神鼓励和物质奖励相结合的措施，依靠广大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集思广益，用“圆锥钢帽牵引”的办法，把总重三百余吨的大型焊接钢管，顺着八十度以上的陡坡安全地拉上山顶，使这项工程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奋战，终于把全部钢管安装在四十五度的陡坡上。该工程于1980年正式交付使用，引回了万代“幸福泉”，使阳泉市的工农业用水和人民的吃水问题得以彻底解决——父亲功在千秋。父亲曾对我说，尽管他官至厅级，头衔众多，但他毕生最引以为荣的是这个不算职务的职务：娘子关提水工程指挥部总指挥。这样的父亲，是我人生的灯塔，是我的骄傲。
　　此后不久，我迎来自己人生的转折点：1985年，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大力加强对人才的培养。我通过国家的日语水平考试，获得了赴日留学的机会。初到日本的我语言基础薄弱，不能够熟练地运用日语是学习上最大的障碍。当时物质匮乏，学习日语的资料少之又少。我倾尽全力收集日语资料，利用课余时间努力学习。紧迫的时间观念让我在上学路上也不曾放松下来，站台上、小河边、田野里，随处可见我诵读的身影；每晚伴着录音机入眠更是常态。在日本求学的日子，遥远的故乡和勤勉的父亲始终指引着我、引领着我。
　　
　　圆满光明
　　
　　等到我学成归国之后，父亲已经离开了工作岗位，1989年他正式离休。可父亲从未有过失落感，做好一名普通党员，尽量少给国家和机关的同志添麻烦，是他的心愿。他在政治上、思想上，尤其在行动上严格要求自己，保持高尚的革命精神，保持公而忘私的好心态、好形象，做到身退心不退，满腔热情地拥护党的方针政策。他经常回顾历史，他认为，忘记历史就是对自己的背叛。
　　离休之后，他努力锻炼身体，尽量减轻国家、社会和家庭的负担，还利用空闲时间，撰写了 《难忘的记忆》一书。父亲开始读书，先后读了《解放战争实录》《抗日战争实录》和毛主席、朱总司令等国家领导人有关这段历史的文章、谈话；专门购买了有关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的书。通过阅读有关史书，他对历史有了更全面的认识，他经常对家人说：“我们国家能够有今天，实在是来之不易。作为革命幸存者应该发挥革命的光荣传统，为建设美好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父亲的朴实令我感动，数十年的为国奉献，显现出来的是思想感情的返璞归真。
　　我归国后，在太原工业大学（现为太原理工大学）积极进行研发工作。当时，培养学生仍是一件困难的事，不仅缺少教学管理经验，在教学理念和模式上也不成熟。为更好地培养学生，1996年，我再赴日本攻读博士学位。此行不仅是为了取得更高的学位，更是为培养学生摸索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读博四年间，我无时无刻不心系着飞速发展的祖国，渴望早日学成，为国家培养更多的栋梁之才。2000年，我终于取得了日本信州大学的博士学位，我感慨自己从一个有近六年工作经历的工人转变为一名工学博士。再次回国后，我将日本先进教学理念引进国内，自筹资金，创办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晓明研究室，以全新的模式培养了数不胜数的专业人才。如今，太原理工大学的“晓明研究室”已经在高教界享有盛名。
　　时光荏苒，我父亲的生命之旅最终在2016年的门坎上止住了脚步，而我也到了退休的年龄。在我看来，父亲的去世是圆满的、光明的，没有过多的悲痛和遗憾。他负重前行，砥砺奋进在他热爱的土地上，走过了九十二年。在那漫长的岁月中，他都想过些什么，我们今天已无法去探究，他一定仔细地审视过自己的一生，而现在，他优良的作风由我们来传承。
　　我像他一样退而不休，每天继续往返在学校和家的路上，努力去做学生人生的引领者、思想的领路人，引领学生培养严谨的、科学的思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我相信他看到这样的我，会感到欣慰的。岁月的风沙侵蚀了我的生命，让我不再年轻，却从不能覆盖我心中矗立的铁血雄关。我看到我的父亲，他在娘子关的城墙上守望着一批又一批的学生，他和我一起用身体撑起他们人生路上的一道道关隘。
　　摘自《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我的红色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