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当兵的人

　　席有红（1924—2016）出生于山西省解县（今山西运城盐湖区解州镇）。1945年参加革命，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至1944年，在解县面粉厂做工；1944年至1945年，在阎锡山警备队做伙夫；1945年，加入革命队伍，先后任副班长、班长；1947年至1948年，任排长；1948年至1950年，任连长；1951年，任指导员、营参谋长；1953年，入朝作战；1955年8月，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步兵学院学习，毕业后任河南省罗山县人民武装部副部长；1976年，任运城粮油机械厂厂长、书记。1982年离休。
　　讲述人：席淑龙 讲述时间：2022年9月24日 整理人：孟志平
　　
　　“亡国奴不如丧家犬”
　　
　　我的父亲席有红，1924年出生在山西省解县二区羊村。他家是个中农家庭，有五十多亩地，家里大大小小十口人。爷爷一辈子务农，大伯边种地边做点小生意，一家人的生活在当时还算过得去。
　　父亲十三岁那年，日本鬼子打进来了，原来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了。父亲为了贴补家用，也到外边给人家打短工。他还做过小买卖，售卖零食、弹过棉花。父亲从小就有股子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战火从山西北部一路烧到南边，父亲亲眼看到日本鬼子对老百姓的残害，深深体会到人民的痛苦，脑海里就想起小时候读书时老师说过的一句话“亡国奴不如丧家犬”，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就像把火一样就燃烧了起来。
　　那会儿，二伯在外头当兵，年轻气盛的父亲就参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游击队。父亲为啥参加游击队？因为他看到日本鬼子进了山西，国民党政府连省城太原都不管了，一口气跑到了黄河边的克难坡，整个山西一片混乱。在后方，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神出鬼没四处打击鬼子，老百姓都长着眼哪，谁打日本鬼子谁就是老百姓的救星。
　　1946年，父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年，他才二十二岁，参军还不到两年。
　　父亲是经历过生死考验的人，他经常对我们说：“我们那一辈都是经受过大风大浪的人，吃尽了人间的苦。你们这一代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一定要好好珍惜眼前的好生活。到了学习的年龄，就埋下头来好好读书；到社会上参加了工作，就一定要努力工作，为集体和国家尽好自己的责任。”
　　父亲还说，不管你们干啥，千万不能当那种不劳而获成天就想着嘴头子的狗，身上要有股子吃得了苦、吃得下苦、敢打敢冲的精神头。
　　
　　“画定不可逾越的警戒线”
　　
　　我家兄弟姐妹四个，从小数我调皮，我总挨父亲的训，挨打最多的也是我。
　　父亲在河南信阳地区罗山县武装部工作的时候，政府给我们家分了三间房子。我家人多住不下，父亲就想了个法子，在房子中间拉了个布帘，一间隔成了两间。那时候，我们都在念书，每到礼拜天，父亲就给我们四个孩子分配任务，一人负责打扫一间房的卫生。打扫完父亲就开始检查，谁打扫得好，就发个作业本或者发几分钱，算是奖励。每次数我干得不好，所以我老是挨骂。
　　小学念书那会儿，晌午饭我们都是从家带到学校吃。有一个同学那天带的是锅巴，可把我馋坏了，就趁人家不注意把锅巴偷吃了，一点儿没剩。同学知道后告了老师。老师把我叫过去训我，并用教鞭打了我几下。我疼啊，就骂了老师——事情这下弄大了。父亲回家后穿着他的硬头军靴就往我身上踢，踢完还不让我吃饭，带着我去老师家里赔礼道歉。
　　我的调皮是出了名的，一天不得闲，总给家里惹事。直到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才让我彻底醒悟。
　　父亲转业到地方后在企业任一把手。那时候厂里合同工挺多，每年基本上都有转正的名额。我清清楚楚记得，有一次我放学回家，厂里一个人拦住了我，给了我一个信封，说让我捎给父亲。我当时以为是别人写给父亲的信，就带回家给了父亲。父亲拆开信封，里面竟是厚厚一沓花花绿绿的粮票。你想啊，那个年代粮食多紧张，想买粮你必须得有粮票。一个陌生人通过我的手给父亲送粮票，这哪是送粮票，这是在变相送礼啊，是在搞不正之风啊！
　　父亲当时就火冒三丈。不用说，火气肯定是直接发到我头上了。我多无辜啊，我压根就不认识那个人，也不知道信封里装的是粮票，更不知道那就是行贿。可父亲哪听我解释？稀里糊涂我就挨了一顿打。用父亲的话说，他是从血和火里滚碾出来的，他不吃那一套，他平生最恨的就是不走正道老寻思着托关系走后门的人。父亲的巴掌可比一般人的厚实，手劲也大。那顿打可以说埋下了我一辈子的心理阴影。以前我看见父亲严肃的面孔只是怕，自那次之后，我但凡看见他的影子听见他的声音就浑身哆嗦。
　　我长大成人后，才明白那件事的可怕：那是世俗小人对我父亲，甚至是对党组织的侮辱，竟然想通过行贿父亲，用他手中的公权谋取个人私利。我同样也明白了，父亲打得对，也打得及时，不光是对社会不良风气亮明了自己的态度，也适时地对子女进行了一次严厉的教育，让子女从小就界限分明地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坚决不能做。
　　那次经历为我画定了我此后一生中不敢逾越的警戒线。
　　
　　“吃水不忘挖井人”
　　
　　战争年代，成千上万的年轻人积极参军保家卫国，很多人牺牲在战场上。不往远了说，就说在我老家解县，就有不少年轻后生走了后就再没有回来。
　　父亲不到二十岁就跟上部队走了，先是打日本鬼子，后来又和国民党反动派激战，好几年都在外头，别说村里熟识的邻里乡朋，就是席家人对父亲的状况都一无所知。
　　1947年，人民解放军一路打到运城城下，包围了运城。老家解县羊村有人跑到爷爷家说，在部队上看见父亲了。爷爷一家都不信，说他肯定看错人了。父亲离家好几年，连个音信都没有，所有人都认为他肯定早就牺牲在外头了。
　　直到有一天，父亲的身影突然出现在村口，一村人都传开了，大人们都说：“老席家那小子回来啦！”
　　多年之后，父亲自己总结说，他那次回村可不是为了简简单单表示席家小子还活着呢，他是要让一村人都相信，国民党反动派支撑不了几天了，为穷人打天下的共产党回来了。
　　运城解放后，父亲跟随部队再次出发了。
　　解县羊村是父亲的故乡，那里有他的父母兄弟姐妹，那儿是他的根。他说不管走到哪儿，他的心里头总放不下羊村。
　　解放后，父亲从部队转业到河南工作。河南和山西就隔了条黄河，并不太远。逢年过节，父亲回老家的时候，就和亲戚朋友们坐在一起聊天、拉家常。那会儿，在羊村人眼里头，父亲是大领导，是从羊村走出去的唯一一个“大人物”。村里的干部就想让父亲这个 “大官”帮忙解决些村里的事，比如说村里的路烂得不成样子，希望父亲能帮帮忙。父亲就带头捐钱，前前后后捐了四五次。他那会儿工资虽然挺高，可自己身上的衣裳也还到处打着补丁，根本舍不得买件新衣裳；但到了帮村里时，他就一点儿都不心疼工资了，说掏就掏。
　　父亲常说：“离家这么多年，家里人担心了这么多年，我连封信也没写过，心里有愧啊！学校里娃娃们念的书本上不是写得很清楚嘛，吃水不忘挖井人。我从小就是吃羊村的饭喝羊村的水长大的，羊村就是那眼井，我不管在哪儿都不能忘了根。”
　　
　　回延安
　　
　　在战争年代，父亲受过五次伤。我们小时候，父亲给我们看过，他的腰上胳膊上头上还有嘴上，都有伤痕。父亲说，他命大，在枪林弹雨中受了这么多回伤，都没伤到要命处。
　　父亲说，每次打仗之前，战士们都很紧张，可一打起来就一点儿都不害怕了。他一辈子都难忘的是保卫延安的战斗，因为那次战斗差点就要了他的命。
　　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重兵进攻陕甘宁边区。在一次战斗中，父亲枪里的子弹打完了，他就开始连续不断地投手榴弹。他拉开了保险，手榴弹冒出了黑烟，他把浑身的力量都集中在右胳膊上，身子侧倾，正准备投弹，一颗流弹恰好飞来，擦着他的嘴就飞了过去，他顿时觉得脸上一阵滚热。事后，他说那次好险。因为他扔弹之前，身体刚好向后倾。也就是说，要是他那会儿不投弹，那颗子弹就会直接射穿他的脖子。
　　父亲讲起这段事的时候，表情总是不由自主有点紧张。为了缓和父亲的情绪，我们就笑着说，这是命大福大造化大啊。父亲一下子就沉默了，半天才叹了口气说，就是那一仗，一个解县老乡再也没醒来……
　　“我保卫过延安，我保卫过党中央。”这件事成了父亲一辈子最自豪的事。
　　父亲离休后，肩上的担子一下子轻了，但他觉得心里空落落的，有点不适应。
　　随着时间一天天地推移，父亲的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了。父亲九十岁那年，有一天他突然对我们说，他要回延安一趟，看看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看看当年埋在地下的老战友——再不去，这辈子就没有机会了。
　　开始我们还担心父亲的身体，可他那股子劲头我们一时又拗不过，也不敢拗，只好在做足了充分的准备后陪着他老人家踏上了去往延安的路程。
　　在延安，我们游览了很多著名的景点。父亲旧地重游，我们都不需要导游，他一路兴奋地给我们讲解，这里发生过什么事，那里发生过什么事。父亲的思维非常清晰，浑身上下透出可与年轻人一决高下的朝气和活力。
　　在宝塔山的广场上，面对迎风飘扬的鲜红国旗，父亲默默地举起手臂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我看见父亲的眼眶湿了，然后眼泪顺着他苍老的面庞淌了下来……
　　说实话，我当时很吃惊，因为从小到大，我就没见过父亲哭！
　　
　　“我还能做点啥呢？”
　　
　　早在父亲过八十大寿时，他就以颇有成就感的口气和我们说，他没想到，这辈子能活到这把岁数，当年好多战友年纪轻轻的就走了，他是最幸运的那个人：“党的政策好，让咱们过上了衣食无忧的好日子啊！”
　　父亲一说到这里，我们就安慰他说，好日子长着呢，肯定能长命百岁。父亲也不争辩，反而问我们：“我活了这么大了，自离休都多少年了，工作一点儿都没干，党和政府还给我发着这么高的工资，我还能做点啥呢？我应该做点啥？”
　　后来父亲就经常给同事、朋友、晚辈讲革命故事和他的个人经历；特别是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期间，许多中小学校邀请他去给同学们讲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抗美援朝时的故事，父亲来者不拒。
　　在全国人民抗击非典、汶川地震、青海玉树地震等大事件面前，父亲总是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以交纳特殊党费的方式——多则两三千，少则四五百——诠释了他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尤其是在汶川地震那会儿，父亲几乎每天都坐在电视机前，时刻关注灾情状况，每每看到抢救现场的那些场景，父亲就泣不成声。
　　那会儿我们家胡同口外就是运城市残联。父亲每天都在胡同口晒太阳，他的目光就又投射到残联门口那些行动不便的老人和小孩身上。有时候到了中午时分，残联下班了，那些没办完事的残疾人就坐在残联门口等。父亲心里不忍，就从身上掏出钱来或买点面包或买几瓶矿泉水送给他们。
　　父亲爱听蒲剧，一伙退休的老人们在南风广场上组织了一个蒲剧班子。大家在一起说着年轻时的经历、故事，听着最熟悉的家乡戏，日子过得挺悠闲。父亲是蒲剧班子的常客，班子里的某个乐器走了音或坏了，父亲就自掏腰包帮忙置换新的。
　　南风广场的常客几乎都认识父亲，只要一看到他的身影，男女老少就争着过来帮忙推父亲的轮椅，并把父亲推到最适合听戏的位置。
　　父亲常说：“当年在战场上，慰问演出中也唱过蒲剧，但那时候枪炮声不知道啥时候就响起了，实在静不下心来听；现在好了，这么好的时代，都享受上了。你们一定要珍惜当下的好日子，吃水不能忘了挖井人。党和国家逢着有灾有难的时候，你们就要挺身而出，就要尽到微薄之力。虽说个人对国家起不了多大作用，但重要的是你的心！懂吗？”
　　我重重地点头说：“父亲，我懂。”
　　父亲笑了……
　　摘自《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我的红色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