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心与法律

　　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父子一伦是最重要的，且虽有“父慈子孝”这种貌似交互的要求，不过，“往下亲容易，往上亲难”，所以，源于人类天然的、本能的“父慈”，并不需要社会过多地提倡。“子孝”这一环却不然，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能依稀听到隐藏于其背后维护孝道的声嘶力竭的呐喊：“他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孝顺，简直禽兽不如，决不能和这样的人打交道！”所以“孝道”可以用来要求和约束所有人，即便贵为皇帝，也不能自外于孝道这一铁律，孝道是维系家庭和睦与社会和谐的“定海神针”。
　　 古代孝子们的“孝”可谓各行其道，而我们耳熟能详的二十四孝，就从不同侧面展现了孝行的多样性。比如说周代老莱子“戏彩娱亲”之事，初读故事时，觉得老莱子“玩儿”得有些过分，不过仔细想想，人年纪大了最担心的是自己“不中用”，只能吃闲饭，成为儿女的累赘，而老莱子的“诈卧跌地，作婴儿啼”，正是在对父母“扶一把”的需求中，使父母有了被人需要的感觉。
　　 二十四孝所提倡的孝行还有很多，有事亲笃孝、无违于父母之命者，有的则在父母生病时精心侍奉、不敢懈怠者，也有些属于家族和睦、累世同居、使家族绵续数百年者，还有为报“不共戴天”之父母仇而卧薪尝胆、矢志不渝者。可以说这些孝子虽然孝行各异，却是孝心同一，其背后蕴含的都是值得称颂和褒扬的孝道这一美德。
　　 除了社会倡导之外，统治者也借用法律的手段来强制推行孝道。“不孝”行为入罪在我国是很早的，《孝经》中有“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一般认为，早在夏代我们就已规定了“不孝罪”。到了汉代，犯不孝罪者会被处以弃市、枭首等极刑，而从隋唐开始直至明清，不孝则直接入于“十恶”，“告言、诅詈祖父母、父母及祖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若供养有阙。居父母丧，身自嫁娶、若作乐，释服从吉。闻祖父母、父母丧，匿不举哀，诈称祖父母、父母死”等皆属不孝。可以说，一切不敬及有违家长意志的言行都可能受到严惩。
　　 一个人的孝与不孝，从法律上看，似乎有统一客观的标准，而在现实生活中，则端赖父母的“感觉”。有时候外人看来是孝子的，在父母眼里却是“忤逆”；而有些只会耍嘴皮子却不断“啃老”的子女，在父母眼里则可能是大孝子。那些受了“委屈”的子女并不能去据理力争，正像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里说的，伦理问题只能“向里用力”以求解决。只管尽孝，不问后果，也是孝子应有的品行。
　　 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里，父慈子孝这一人伦都值得提倡，它是人间最真最纯的情感。即便在“子女有赡养老人的义务”这样的条文中，也早已剥去了孝道温情的一面，只剩下了赤裸裸的财货的给付，而在许多相关的案件中，更有连维持老人温饱等物质上的供养义务都不愿承担的忤逆子。
　　 我们今天提倡孝道，固然不能以二十四孝做楷模，也不能以十恶不赦之罪来惩治不孝恶行，但要解决这个千古难题，仍需要我们在进行道德教化的同时，辅之以恰当的法律义务的设定和完善的社会养老机制的建构，而这就需要政府的投入与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方能奏效。 据《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