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彩三十年三十人·寻找历史的记忆”人物专访（二十七）
包显瑛、赵生平回忆福彩工作
喜欢像年轻人一样网购小玩意，去超市购物时而用微信支付，87岁的包显瑛依旧像年轻时一样追求时尚，喜欢新事物；而74岁的赵生平则更喜欢旅游，每天坚持去公园溜弯。这两位安享着离退休后平静生活的女性，曾经分别是省民政厅分管福利彩票的副厅长，见证了彩票成长中的大事件，即开票大奖组集中销售和电脑票的上市。作为分管领导，掌握政策执行情况，上下协调，支持鼓励，为山西彩票业的发展起了关键的领导作用。
一个是雍容大度，一个是踏实干练。曾经一起工作的福彩人至今津津乐道她俩当年的风采，敬佩她们对待工作那种兢兢业业的作风，任劳任怨的态度。和记者一起回顾那段难忘岁月时，俩老人平和得像邻居老奶奶，她们记起的全是别人的努力和付出，觉得自己所做的事微不足道，不值一提。
艰难起步的有奖募捐
没有岁月留下的明显痕迹和沧桑，平和谦逊中散发着淡淡的书卷气。漂亮有型的一头白发，字正腔圆的一口普通话，和你聊天时始终挺直腰身，会心地微笑着。“我一直就不善于记数字，但却记得1987年第一次作为民政厅分管有奖募捐的负责人前去北京开会的情景。”87岁的包显瑛思路清晰，条理有序。
1987年初，包显瑛代表山西和一位处长去北京，在京西宾馆参加了民政部召开的有奖募捐工作会议。当时主持会议的是民政部崔乃夫部长，这是一项经国务院批准，通过发行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券来筹集社会资金、兴办社会福利事业的全新工作。那时是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思想还不够解放，对这项工作争议颇大，“当时会上讨论相当热烈”她回忆说。但最终大家都认识到，民政部门仅靠政府的有限资金来办福利事业太困难了，用发行奖券的办法吸纳社会资金，有利于发展社会福利事业，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情，奖券一元一张，自愿购买，既等于捐款，又有幸中奖，群众可能会接受。因此，中央成立了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有奖募捐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及发行机构。
会议结束，包显瑛向民政厅党组进行详细汇报后，立即着手筹备我省的有奖募捐委员会。1987年11月份，山西省有奖募捐委员会成立，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成立以后，就开始选择10个地市县试发行传统型彩票。“当时中募委还派了两位年龄较大的转业干部来帮助指导工作。在太原试发行时，鼓励省市领导带头购买，然后采取摆摊设点的办法，但是买的人并不多，紧接着在大同城区、新荣区和郊区等地，广设500多销售点试销奖券，虽然销量不大，但声势不小。民政部的章明副部长亲自到大同指导工作时，拟定在大同召开全国现场会推广广设站点、发行奖券的做法”包显瑛回忆当时的情况。期间，中募委林建军，刘素云带来10万即开型竖式撕开式奖券，为改变有奖募捐初期的冷清，大家想了一个又一个办法。后来又在调研基础上反复研究，决定扩展发行面，逐渐向地、市、县铺点，到农村集市庙会上销售，同时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工具，扩大宣传，探索如何能激发群众的购买兴趣。“大家一致认为在奖金、奖品的设置上，要有吸引力才行。”
探索大奖组销售的方法
“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探索，让山西有奖募捐委员会办公室一班人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他们在销售现场摆放各种实物奖品，从生活用品到自行车、摩托车、小轿车应有尽有，从开始的定期小额兑奖发展到即开即得当场领奖，方便快捷，很受群众欢迎，销售量逐步上升，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大同市红旗广场的大奖组销售创下日销200万元的纪录，成为全国的先进典型。
从1992年到1995年大奖组销售期间，每场销售人们总能看到包显瑛的身影。她说自己经常回想起当时销售现场人山人海踊跃抢购的情景。她形容当时的心情是“又喜又忧”。尽管每次组织大奖组销售前，都要多次召开由当地政府主要领导主持，有公安、武警等各有关部门参加的组织协调会，工作考虑得已够周到细致，但包显瑛从来都是悬着一颗心，担心现场会不会发生踩踏或人为破坏的事件发生。她几次到阳泉、大同、晋中等地的现场进行指导，每次都是提心吊胆，生怕出现恶性事故。“不过，还真算幸运，各地市、县在大奖组销售中没有出现过人身伤害事件，资金管理也未出现过大问题，做到了‘安全运行，健康发展’”包显瑛告诉记者，她现在回想起来还后怕。
记者看到1992年在大同红旗广场销售现场包显瑛指导有奖募捐工作时的一张照片，她身着驼色外套，左臂佩带着上写“工作人员”的黄袖章，站着和当时的白春明主任亲切交谈着什么，一脸微笑，有谁能看出那么气定神闲的她内心的焦虑紧张。
包显瑛分管福彩的那些年里，初期摆摊设点卖不动的最困难场景和后期又喜又怕的大奖组销售火爆场景，都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在采访中，她多次提到当时省募办的白春明主任。点赞那种在部队养成的雷厉风行，不怕吃苦，不知疲倦连续作战的作风。如今两人成了忘年交挚友。“每次见面，白春明90%的话题总是围绕着彩票，他是打心底热爱自己的工作，一直竭尽全力奋斗在这个岗位上。”她将大奖组集中销售安全运行的原因归功于各级民政部门的主要领导亲自坐阵指挥，各部门周密的组织部署，各级发行机构同志们的不怕吃苦、辛勤努力工作。
福彩惠及了最困难的群体
包显瑛说自己一生的工作都是与最基层的群众有密切联系。无论过去还是后来在民政厅，都是做为民众排忧解难的工作。这也锻练了她踏实的工作作风和敏锐的思考能力。多年来，她坚持学习，与时俱进，耄耋之年仍有一颗年轻的心，对一切新生事物充满好奇。在日常生活中喜欢读书、看报、听音乐，美化生活，爱上网玩微信。
离休后的包显瑛老人依旧关注着福彩事业。她说最让她感到欣慰的是，这个初期遇冷的新生事物经过30年的发展步入了快车道，渐渐被大众认可了。我省福利彩票从当初年销售几百万到如今40多个亿，就是最好的证明。包显瑛说想当年曾在太原、大同、阳泉等地的社会福利院考察，看到收养的老、弱、病、残、孤儿挤在一起，环境条件都很简陋。如今用社会上筹集起来的公益金为这些困难群体大大改善了居住环境和生活条件，确实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惠及民生的一项重要成果，应该大大“点赞”。
“干活的是大家，我只是一个跑腿的”
包显瑛离休后，接过这副重担的是赵生平副厅长。这时候，大奖组销售接近尾声，而随着电脑、网络的出现，福利彩票又面临着电脑票的上市。
同样又是一次挑战。赵生平分管彩票期间彩票发行的一次重大转型，“电脑票的上市是必然的趋势，山西必须克服困难顺势而上”赵生平介绍说，当时在上海、广东、广西等南方经济发达省份，电脑票上市已经走在前列。因为前期的大奖组集中销售虽然经过摸索，出现销售火爆的场面，但固有的风险同样是明显的，弊大于利的情况下，随着电脑票在全国的推广，网点销售形式成为主要销售方式。
在这种情况下，我省面临着专业人才和技术严重缺失的问题。赵生平和民政厅主要领导经过反复研究决定，从社会上公开招聘，将优秀人才吸纳到福彩事业中来。另一方面，开始尝试新的营销方式。“许多优秀的人才就是从那个时候招聘过来的。实践证明，这些人才在转型期确实起到很好的作用。”赵生平现在依旧能想起技术、宣传等部门公开招聘来的那些年轻人，至今他们依然兢兢业业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着优势。
采访中，赵生平多次提出，在电脑票销售系统上马的那段紧张日子里，是白春明主任带领那个团队拧成一股劲，仅仅用126天时间，创下了全国时间最短、运行较好的纪录。当记者提醒她，白春明主任说过她在那段日子里，由于白天晚上紧张工作，上下嘴唇甚至起了血泡的事，赵生平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她说自己早想不起还有这档事了：“关键时候，大家不都是一样在加班加点，我是分管领导，也不能搞特殊。况且我嘴上起泡是平常事，平时一上火就起泡。”“作为分管领导，我其实就是个跑腿的。实实在在的事情都是下面的同志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她认为，福利彩票作为一种新生事物，面临着方方面面要协调的工作，为让大家心无旁骛地干好这份工作，她就得做好“上传下达”的跑腿工作，协调好各部门之间的配合。为了加大宣传力度，让群众了解、认识、参与福彩，她曾专门去找过电视台，策划全方位、多角度的福彩专题报道。有一年在南宫进行即开票销售，现场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却被城管工作人员认定属于影响市容的行为，赵生平只好急匆匆跑去找省里分管领导汇报、协调此事，最终保证该活动圆满落幕。“在那种情况下，作为分管领导，再亲力亲为，也有做得不够的地方。福彩事业作为新生事物，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可借鉴，一切全靠在实践中摸索，所以我时时有种如履薄冰的感觉。”赵生平坦言，自己在任的那几年，家里家外的活儿让她确实很累，很紧张。“看到别的省份做得那么好，销售额那么高，自己内心就着急得很，生怕这个工作砸在自己手里。”
低调内敛的态度，踏实认真的作风、尽职尽责的原则，这是业内人对她的印象。如今的她穿着朴素，生活简洁，平时喜欢在附近的小公园里散散步，溜溜弯。不时还在女儿的陪同下外出旅游，享受旅游带来的快乐。
在她的述说中，当年她为福彩业做的贡献，只不过是“多跑了几次腿”的小事而已，所以没必要“小题大作”。退休后淡泊名利，她更喜欢平淡的生活，她提议记者将版面留给那些在30年风风雨雨中依旧坚守在第一线的福彩人。
一个是雍容大度，一个是踏实干练。曾经一起工作的福彩人至今津津乐道她俩当年的风采，敬佩她们对待工作那种兢兢业业的作风，任劳任怨的态度。和记者一起回顾那段难忘岁月时，俩老人平和得像邻居老奶奶，她们记起的全是别人的努力和付出，觉得自己所做的事微不足道，不值一提。
艰难起步的有奖募捐
没有岁月留下的明显痕迹和沧桑，平和谦逊中散发着淡淡的书卷气。漂亮有型的一头白发，字正腔圆的一口普通话，和你聊天时始终挺直腰身，会心地微笑着。“我一直就不善于记数字，但却记得1987年第一次作为民政厅分管有奖募捐的负责人前去北京开会的情景。”87岁的包显瑛思路清晰，条理有序。
1987年初，包显瑛代表山西和一位处长去北京，在京西宾馆参加了民政部召开的有奖募捐工作会议。当时主持会议的是民政部崔乃夫部长，这是一项经国务院批准，通过发行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券来筹集社会资金、兴办社会福利事业的全新工作。那时是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思想还不够解放，对这项工作争议颇大，“当时会上讨论相当热烈”她回忆说。但最终大家都认识到，民政部门仅靠政府的有限资金来办福利事业太困难了，用发行奖券的办法吸纳社会资金，有利于发展社会福利事业，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情，奖券一元一张，自愿购买，既等于捐款，又有幸中奖，群众可能会接受。因此，中央成立了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有奖募捐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及发行机构。
会议结束，包显瑛向民政厅党组进行详细汇报后，立即着手筹备我省的有奖募捐委员会。1987年11月份，山西省有奖募捐委员会成立，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成立以后，就开始选择10个地市县试发行传统型彩票。“当时中募委还派了两位年龄较大的转业干部来帮助指导工作。在太原试发行时，鼓励省市领导带头购买，然后采取摆摊设点的办法，但是买的人并不多，紧接着在大同城区、新荣区和郊区等地，广设500多销售点试销奖券，虽然销量不大，但声势不小。民政部的章明副部长亲自到大同指导工作时，拟定在大同召开全国现场会推广广设站点、发行奖券的做法”包显瑛回忆当时的情况。期间，中募委林建军，刘素云带来10万即开型竖式撕开式奖券，为改变有奖募捐初期的冷清，大家想了一个又一个办法。后来又在调研基础上反复研究，决定扩展发行面，逐渐向地、市、县铺点，到农村集市庙会上销售，同时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工具，扩大宣传，探索如何能激发群众的购买兴趣。“大家一致认为在奖金、奖品的设置上，要有吸引力才行。”
探索大奖组销售的方法
“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探索，让山西有奖募捐委员会办公室一班人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他们在销售现场摆放各种实物奖品，从生活用品到自行车、摩托车、小轿车应有尽有，从开始的定期小额兑奖发展到即开即得当场领奖，方便快捷，很受群众欢迎，销售量逐步上升，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大同市红旗广场的大奖组销售创下日销200万元的纪录，成为全国的先进典型。
从1992年到1995年大奖组销售期间，每场销售人们总能看到包显瑛的身影。她说自己经常回想起当时销售现场人山人海踊跃抢购的情景。她形容当时的心情是“又喜又忧”。尽管每次组织大奖组销售前，都要多次召开由当地政府主要领导主持，有公安、武警等各有关部门参加的组织协调会，工作考虑得已够周到细致，但包显瑛从来都是悬着一颗心，担心现场会不会发生踩踏或人为破坏的事件发生。她几次到阳泉、大同、晋中等地的现场进行指导，每次都是提心吊胆，生怕出现恶性事故。“不过，还真算幸运，各地市、县在大奖组销售中没有出现过人身伤害事件，资金管理也未出现过大问题，做到了‘安全运行，健康发展’”包显瑛告诉记者，她现在回想起来还后怕。
记者看到1992年在大同红旗广场销售现场包显瑛指导有奖募捐工作时的一张照片，她身着驼色外套，左臂佩带着上写“工作人员”的黄袖章，站着和当时的白春明主任亲切交谈着什么，一脸微笑，有谁能看出那么气定神闲的她内心的焦虑紧张。
包显瑛分管福彩的那些年里，初期摆摊设点卖不动的最困难场景和后期又喜又怕的大奖组销售火爆场景，都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在采访中，她多次提到当时省募办的白春明主任。点赞那种在部队养成的雷厉风行，不怕吃苦，不知疲倦连续作战的作风。如今两人成了忘年交挚友。“每次见面，白春明90%的话题总是围绕着彩票，他是打心底热爱自己的工作，一直竭尽全力奋斗在这个岗位上。”她将大奖组集中销售安全运行的原因归功于各级民政部门的主要领导亲自坐阵指挥，各部门周密的组织部署，各级发行机构同志们的不怕吃苦、辛勤努力工作。
福彩惠及了最困难的群体
包显瑛说自己一生的工作都是与最基层的群众有密切联系。无论过去还是后来在民政厅，都是做为民众排忧解难的工作。这也锻练了她踏实的工作作风和敏锐的思考能力。多年来，她坚持学习，与时俱进，耄耋之年仍有一颗年轻的心，对一切新生事物充满好奇。在日常生活中喜欢读书、看报、听音乐，美化生活，爱上网玩微信。
离休后的包显瑛老人依旧关注着福彩事业。她说最让她感到欣慰的是，这个初期遇冷的新生事物经过30年的发展步入了快车道，渐渐被大众认可了。我省福利彩票从当初年销售几百万到如今40多个亿，就是最好的证明。包显瑛说想当年曾在太原、大同、阳泉等地的社会福利院考察，看到收养的老、弱、病、残、孤儿挤在一起，环境条件都很简陋。如今用社会上筹集起来的公益金为这些困难群体大大改善了居住环境和生活条件，确实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惠及民生的一项重要成果，应该大大“点赞”。
“干活的是大家，我只是一个跑腿的”
包显瑛离休后，接过这副重担的是赵生平副厅长。这时候，大奖组销售接近尾声，而随着电脑、网络的出现，福利彩票又面临着电脑票的上市。
同样又是一次挑战。赵生平分管彩票期间彩票发行的一次重大转型，“电脑票的上市是必然的趋势，山西必须克服困难顺势而上”赵生平介绍说，当时在上海、广东、广西等南方经济发达省份，电脑票上市已经走在前列。因为前期的大奖组集中销售虽然经过摸索，出现销售火爆的场面，但固有的风险同样是明显的，弊大于利的情况下，随着电脑票在全国的推广，网点销售形式成为主要销售方式。
在这种情况下，我省面临着专业人才和技术严重缺失的问题。赵生平和民政厅主要领导经过反复研究决定，从社会上公开招聘，将优秀人才吸纳到福彩事业中来。另一方面，开始尝试新的营销方式。“许多优秀的人才就是从那个时候招聘过来的。实践证明，这些人才在转型期确实起到很好的作用。”赵生平现在依旧能想起技术、宣传等部门公开招聘来的那些年轻人，至今他们依然兢兢业业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着优势。
采访中，赵生平多次提出，在电脑票销售系统上马的那段紧张日子里，是白春明主任带领那个团队拧成一股劲，仅仅用126天时间，创下了全国时间最短、运行较好的纪录。当记者提醒她，白春明主任说过她在那段日子里，由于白天晚上紧张工作，上下嘴唇甚至起了血泡的事，赵生平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她说自己早想不起还有这档事了：“关键时候，大家不都是一样在加班加点，我是分管领导，也不能搞特殊。况且我嘴上起泡是平常事，平时一上火就起泡。”“作为分管领导，我其实就是个跑腿的。实实在在的事情都是下面的同志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她认为，福利彩票作为一种新生事物，面临着方方面面要协调的工作，为让大家心无旁骛地干好这份工作，她就得做好“上传下达”的跑腿工作，协调好各部门之间的配合。为了加大宣传力度，让群众了解、认识、参与福彩，她曾专门去找过电视台，策划全方位、多角度的福彩专题报道。有一年在南宫进行即开票销售，现场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却被城管工作人员认定属于影响市容的行为，赵生平只好急匆匆跑去找省里分管领导汇报、协调此事，最终保证该活动圆满落幕。“在那种情况下，作为分管领导，再亲力亲为，也有做得不够的地方。福彩事业作为新生事物，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可借鉴，一切全靠在实践中摸索，所以我时时有种如履薄冰的感觉。”赵生平坦言，自己在任的那几年，家里家外的活儿让她确实很累，很紧张。“看到别的省份做得那么好，销售额那么高，自己内心就着急得很，生怕这个工作砸在自己手里。”
低调内敛的态度，踏实认真的作风、尽职尽责的原则，这是业内人对她的印象。如今的她穿着朴素，生活简洁，平时喜欢在附近的小公园里散散步，溜溜弯。不时还在女儿的陪同下外出旅游，享受旅游带来的快乐。
在她的述说中，当年她为福彩业做的贡献，只不过是“多跑了几次腿”的小事而已，所以没必要“小题大作”。退休后淡泊名利，她更喜欢平淡的生活，她提议记者将版面留给那些在30年风风雨雨中依旧坚守在第一线的福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