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青团机构是怎么变迁的（三）
党团合并与党团划分
至1930年上半年，党在苏区的斗争取得了巨大成绩，白区的工作有了相当的恢复和发展，以冒险主义为特征的“左”倾思想占据了中央的领导地位，错误地提出了“一切力量统一于武装暴动的行动委员会”的口号。1930年7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通过《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组织任务》的决议，提出将“党与团的组织暂时统一起来，成为一个组织系统，按照各级组织形式成立行动委员会”。8月6日，党、团中央及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机构被合而为一，组建中共中央总行动委员会 （简称总行委）。在总行委下，团中央领导机关改组为中央总行委青年秘书处。团中央（少共中央局）认为“这种组织方式对于青年团的活动是有很大的帮助”“绝对不是取消了青年团”，并且承诺“在行委结束，党团组织马上分开，还是成立党团二个组织系统”，因此不顾驻华少共国际代表对合并的反对，在事实执行合并后向少共国际去信要求批准此种组织方式。
但事实上，此时的共青团中央已经形同解散。“团没有独立的指导机关，行委青秘处实际上只有一两人工作，而且也做了一般的工作，不能特别顾及青年工作。团的下层组织——支部小组，也与党合并。团没有了单独的指导系统，没有团的生活，也不能切实地执行青年的工作。”9月19日，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联合发出第八十九号通告——《关于党团划分组织》，部分承认了政策失误；9月24日—28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决定立即恢复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日常工作。会议通过了《告青年团书——关于纠正错误倾向、转变团的工作》，承认“各级总行委的设立和运用，事实上弄到完全取消了团的组织——团的支部都消灭了——和党的支部合并了。这种不正确的决定和组织方式，自然是很严重的错误”。会议要求各级团组织必须坚决地加紧反对这种取消主义。但同时，文件也在强调要“进一步注意防止先锋主义残余的加强”以及所谓“团内两条战线的斗争……集中火力对付右倾的主要危险”。
摇摆不定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出现迟滞与折扣，如北方局、南方局一部分负责同志对党团划分的通告，态度迟疑，执行不力，甚至带有消极埋怨的情绪，批评“合而复分，太麻烦了”。有的地方不愿意将抽调的团的干部返还团内工作，也不积极恢复团的机关组织；有的地方只将团的上层机关进行了划分，而没有及时恢复和建立团的下层支部；还有的地方只是机械地完成“党团划分”，而不注意在划分过程中宣传贯彻党团划分的政治意义。
有鉴于此，10月25日，中共中央与团中央再为党团划分问题发出致各级党部团部的一封公函，重申共青团的政治属性是无产阶级青年群众共产主义的群众的组织，“但在组织上，无论在任何时期都必须单独存在”。公函指出，共青团是党争取无产阶级青年的唯一武器，是党最亲密最得力的助手，如果取消了团，“便是取消了整个共产主义青年运动，也就是取消了党最主要一部分的群众工作。不仅是团本身的最高损失，也是党最大的损失”。公函同时提出了9条党团划分之具体办法。
11月11日，团中央召开五届三中全会，通过《少共三中全会组织问题决议案》，分析了团的组织危机，提出坚决反对组织上的取消主义错误，加强团的无产阶级化和群众化。在决议案中，团中央对支部、地方团部、团的外围组织、团组等组织机构均提出了具体的意见。经过党团中央一系列的努力，共青团逐步摆脱李立三“左”倾错误的影响，开始恢复正常的组织和活动。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会议上团中央第一次提出建立团校的问题:“为了训练干部，团的苏区中央局所在地，应当设立较大规模的团校，各地方团部设立中级训练班与新同志训练班”。两年后的1932年12月，中国共青团历史上第一所全国性的团校——苏区列宁团校得以创立。
（未完待续）据《中国青年研究》
至1930年上半年，党在苏区的斗争取得了巨大成绩，白区的工作有了相当的恢复和发展，以冒险主义为特征的“左”倾思想占据了中央的领导地位，错误地提出了“一切力量统一于武装暴动的行动委员会”的口号。1930年7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通过《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组织任务》的决议，提出将“党与团的组织暂时统一起来，成为一个组织系统，按照各级组织形式成立行动委员会”。8月6日，党、团中央及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机构被合而为一，组建中共中央总行动委员会 （简称总行委）。在总行委下，团中央领导机关改组为中央总行委青年秘书处。团中央（少共中央局）认为“这种组织方式对于青年团的活动是有很大的帮助”“绝对不是取消了青年团”，并且承诺“在行委结束，党团组织马上分开，还是成立党团二个组织系统”，因此不顾驻华少共国际代表对合并的反对，在事实执行合并后向少共国际去信要求批准此种组织方式。
但事实上，此时的共青团中央已经形同解散。“团没有独立的指导机关，行委青秘处实际上只有一两人工作，而且也做了一般的工作，不能特别顾及青年工作。团的下层组织——支部小组，也与党合并。团没有了单独的指导系统，没有团的生活，也不能切实地执行青年的工作。”9月19日，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联合发出第八十九号通告——《关于党团划分组织》，部分承认了政策失误；9月24日—28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决定立即恢复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日常工作。会议通过了《告青年团书——关于纠正错误倾向、转变团的工作》，承认“各级总行委的设立和运用，事实上弄到完全取消了团的组织——团的支部都消灭了——和党的支部合并了。这种不正确的决定和组织方式，自然是很严重的错误”。会议要求各级团组织必须坚决地加紧反对这种取消主义。但同时，文件也在强调要“进一步注意防止先锋主义残余的加强”以及所谓“团内两条战线的斗争……集中火力对付右倾的主要危险”。
摇摆不定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出现迟滞与折扣，如北方局、南方局一部分负责同志对党团划分的通告，态度迟疑，执行不力，甚至带有消极埋怨的情绪，批评“合而复分，太麻烦了”。有的地方不愿意将抽调的团的干部返还团内工作，也不积极恢复团的机关组织；有的地方只将团的上层机关进行了划分，而没有及时恢复和建立团的下层支部；还有的地方只是机械地完成“党团划分”，而不注意在划分过程中宣传贯彻党团划分的政治意义。
有鉴于此，10月25日，中共中央与团中央再为党团划分问题发出致各级党部团部的一封公函，重申共青团的政治属性是无产阶级青年群众共产主义的群众的组织，“但在组织上，无论在任何时期都必须单独存在”。公函指出，共青团是党争取无产阶级青年的唯一武器，是党最亲密最得力的助手，如果取消了团，“便是取消了整个共产主义青年运动，也就是取消了党最主要一部分的群众工作。不仅是团本身的最高损失，也是党最大的损失”。公函同时提出了9条党团划分之具体办法。
11月11日，团中央召开五届三中全会，通过《少共三中全会组织问题决议案》，分析了团的组织危机，提出坚决反对组织上的取消主义错误，加强团的无产阶级化和群众化。在决议案中，团中央对支部、地方团部、团的外围组织、团组等组织机构均提出了具体的意见。经过党团中央一系列的努力，共青团逐步摆脱李立三“左”倾错误的影响，开始恢复正常的组织和活动。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会议上团中央第一次提出建立团校的问题:“为了训练干部，团的苏区中央局所在地，应当设立较大规模的团校，各地方团部设立中级训练班与新同志训练班”。两年后的1932年12月，中国共青团历史上第一所全国性的团校——苏区列宁团校得以创立。
（未完待续）据《中国青年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