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说的普通话其实一点都不普通
语言中潜藏的，是一部曲折的中国史。
对于14亿中国人来说，普通话是如今的民族共同语。然而，对于说着粤语、客家话、闽方言、吴方言、赣方言、湘方言等六大方言体系的南方中国人来说，普通话却显得有些陌生。
但他们或许不知道的是，作为一门被不断改造的语言，普通话本非纯粹的汉话，南方的这些“鸟语”，才是我们的祖先真正说着的语言。
古时候 雅言才是“普通话”
公元前560年，晋国召集北方诸侯商议如何讨伐楚国。
然而此时楚国强大，刚刚挫败了晋国的盟国吴国，国力日趋衰弱的北方盟主晋国，对于自己无力率众伐楚的外强中干感到恼怒，但又需要找到发泄点，于是，晋国大臣范宣子将焦点对准了北方姜戎的首领驹支，指责是戎人在搞破坏挑拨北方诸侯，以致南征楚国出现分裂。
此时，驹支却不卑不亢，并当场朗诵了一首《诗经·青蝇》：“营营青蝇，止于樊，岂弟君子，无信谗言。”
戎狄言语向来与华夏不通，驹支却能朗诵《诗经》，并且亲自与各诸侯国君臣公开辩论，这就涉及到一个语言问题，即驹支说的，究竟是什么语言，能让自身也说着各种方言的各诸侯国人一听就懂？
对此，《论语》中给出了答案。
《论语》记载，“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意思是说，孔子在诵读《诗经》《尚书》和主持典礼的时候，都说的是“雅言”——而雅言，正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民族共同语。
语言学家指出，上古时期，“雅”和“夏”相通，所谓雅言即是指夏朝人流传下来的，广泛使用于今天的黄河、洛水一带的河洛古语，由于从夏朝、商朝到周朝都定都于河洛一带，到了东周迁都洛邑后，作为各个诸侯国与天下共主东周交流的共同语，雅言此时开始向洛阳音倾斜，这也就是后世汉人广泛使用的“洛阳读书音”的古老源头。
雅言背后的河洛古语，正是今天流传于江浙一带的吴方言，以及存在于福建、广东以及台湾地区的闽方言、客家话、粤语等的共同祖先。
“名人效应”推动语言发展
从夏商周到西晋时期，由于中国各个王朝的首都，都是基本从西向东摆动于黄河洛水的长安、洛阳一带，尤其是东周、东汉、西晋都定都于洛阳，这就使得河洛古语中的雅言“洛阳读书音”，逐渐成为了古代中国人所共同尊奉的共同语。
西晋“八王之乱”以后晋室南迁，但是南迁的士族们却仍然说着来自中原的雅言“洛阳读书音”，当时，籍贯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的名士谢安，在南迁建康（南京）后，仍然喜欢用洛阳的书生腔读书念诗，由于谢安从小患有鼻炎，他发音时鼻音很重，可能有点类似于今日汉语拼音中 “ong”的发音，但当时整个建康城（南京）的人都觉得，谢安的“洛阳读书音”实在太好听了，以致于满城的人，都喜欢捏着鼻子学谢安说话，这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洛生咏”。
而谢安的“洛生咏”，正是古老的汉族共同语“雅言”，在西晋衣冠士族南渡后，所带到南方的远古版中国“普通话”。
作为东晋以及后续的宋、齐、梁、陈等南朝的官方语言，洛阳雅音在金陵（南京此时从建康改名金陵）也逐渐吸收了部分古老的吴越方言，到南朝的齐、梁时代，南方士族阶层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统一的雅音系统，这就是以东汉、东晋洛阳皇室旧音为基础，浸染金陵（南京）某些语音而形成的“金陵雅音”。
西晋灭亡后，尽管中国经历了近两百年的南北朝大分裂时期，北方异族不断南下，但中国的雅音系统并未遭到大的破坏，相反却不断凝结在一起。
南北朝时期中国尽管大分裂，异族不断南下，但到了公元490年，23岁的北魏孝文帝开始从平城（大同）迁都洛阳，并强行推行汉化运动，这其中就包括禁止胡服，改易汉俗和规定30岁以下的鲜卑人一律改学汉语“雅音”。
孝文帝规定，不学习汉语雅音的鲜卑官员一律“降爵黜官”，对于孝文帝强行推广汉语，当时孝文帝的皇后冯氏坚决反对，为此，北魏太和二十年（496年），孝文帝直接将冯氏从皇后废为庶人，理由就是皇后拒绝改说汉人的雅音“伊洛正音”。
在魏晋南北朝的乱世中，无论是北魏，还是南朝的宋、齐、梁、陈，都始终在朝着一个方向，即传统的洛阳读书音靠近，这就使得南北朝时期，中国南北两方的标准语并没有产生太大分歧。
都城的改变打破语言体系
隋朝一统南北后，音韵学家陆法言做《切韵》规范当时的国家标准语时，重新将南北朝时期有所隔离的南朝金陵雅音和北朝洛下雅音重新整合在一起，形成了隋朝新的官方雅音系统。
而继承隋朝体制的唐朝，也将从夏商周时期就延续下来的雅音，和后来经历秦汉统一帝国改造后形成的洛阳读书音继承下来作为官方语言，一直到后来的五代十国和北宋时期，洛阳读书音作为古老的汉民族共同语，仍然拥有极高的地位。
从安史之乱以后，到五代十国、两宋时期，北方的契丹、女真、蒙古人先后不断崛起，并南下剧烈冲击中华大地，由于北方平原地域广阔、一马平川，这就使得胡语在北方更容易渗透和流传，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北方方言更具有异族色彩，而南方由于山河阻隔，却得以保存了汉民族古老语言的原因。
从五代十国开始，长安和洛阳开始衰落，取而代之的，是开封的崛起。
开封在五代十国时期崛起后，作为后续的北宋首都，开封的汴京话也对唐朝延续下来的唐京雅音产生了很大影响。北宋时，在汴京话冲击影响下，汉民族的雅音开始融合了开封特色，形成了后来所称的“宋音”雅言或“中州音”。
1127年，女真铁骑南下灭亡北宋，随着宋室南迁和南宋的建立，此后，汉族的雅音系统再次分离，并逐渐分裂成了后来的南方官话体系和北方官话体系，这也是当时南北方政治军事对峙所造成的分裂结果。
从唐朝以来，今天属于北京的幽州地区，一直都是契丹、女真等少数民族的活跃地带，当时，一种称为“唐代幽州话”的汉族边缘方言在幽州地区流行开来，在契丹、女真和后来的蒙古人影响冲击下，幽州话开始融合了大量的北方少数民族用语，并逐渐发展成了后来中的北京话。
“北京话”取代“洛阳读书音”
1127年，女真人攻灭北宋，随后，北方地区在女真人和蒙古人的先后统治下，官话体系也发生了剧烈变化，从中古音转为近古音，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原本中国南北共同推崇“洛阳读书音”的局面被改变了，这时候，南方官话随着宋室的南迁和南宋的建立，发展成了南方官话，北方则随着契丹、女真以及蒙古人的先后入侵，逐渐形成了北方官话体系。
1279年，蒙古人正式攻灭南宋，在此前的灭金战争和后来的灭宋战争中，蒙古人对中国北方和四川等南方地区都实行了种族灭绝式的大屠杀政策。在蒙古人的屠刀下，由于北方汉人被种族式大规模屠戮杀害，加上战争动乱导致的瘟疫、饥荒和人口的不断南迁，这就使得北方出现了广大的语言真空区，原本自夏商周以来一直延续流传三千多年的中原古代雅音系统，此时也在北方遭到了毁灭性的扫荡破坏。
元朝定都大都（北京）以后，作为唐代幽州话嫡系的“大都语”开始出现，这也就是今天北京话乃至普通话的雏形。
此时，受到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语言先后侵蚀影响的幽州话以及后来的“大都语”，已经丧失了古代中原雅音系统所拥有的全浊音和入声。
而入声等中国古代汉族雅音和洛阳读书音消失导致的结果，就是用从元朝时期开始发端的大都语、也就是今天我们在说的普通话，来读古代的许多古诗词时，经常会出现无法押韵的情形。
在进行大规模的种族屠杀，将北方地区腾空出巨大的语言真空区后，元朝政府规定，学校教学必须采用以“大都语”（北京话）作为标准的天下共通语，这就使得“大都语”（北京话）开始在北方地区逐渐流行开来，并成为现在广泛流行的北方方言的源头。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经历少数民族侵蚀改造的北京话开始逐渐成型。而元代时期盛行的杂剧和散曲，则大大促进了大都语（北京话）的传播。从这个时候开始，广大中国北方地区的汉人，开始在唐代幽州话的基础上，逐渐改变了祖先的语言，说上了大都语（北京话）。
多音字是南北语言融合的产物
到明朝时，在以大都语（北京话）为基础的北方官话体系中，古老的汉族发音系统例如入声已经被扫荡毁灭，但是在南方官话中，古老的汉族雅音仍然继续保留着，为汉民族延续着语言的血脉。
朱棣篡夺帝位迁都北京后，又从南京一带迁徙大量人口进入北京，同时也将南方官话体系再次带入了北京，在此情况下，从明朝建立后一直到清朝中期，南方官话体系一直强势影响着北方官话——尽管在明朝初期的北京话中，入声韵等古老的汉语发音已经消失，但来自南方官话的雅音注入，仍然尽全力为北京话注入了古老汉族雅音的种子。
在北京话中，以“剥”字为例，南音读bo，北音读bao，前者多用于书面语中，后者则经常用于口语中；另外例如“色子”中的“色”读成北音的shai，而“颜色”的“色”则取南音se。
这些多音字的出现，正是大明帝国建立后，利用南方遗留的古老的汉族雅音，对北京话实施拯救行动所结下的果子，从而使得沾染过多少数民族“血统”的北京话，始终还得以保留古汉语中“文雅”的成分。
1644年明朝灭亡，满人入驻北京后，在满族人逐渐融合学习北京话的过程中，“满式汉语”最终奠定成型，这也就是今天北京话，乃至以北京话为基础的普通话的最终由来。
清朝建立后，北京话开始吸收满族、蒙古族和回族的语言要素，例如北京话中的 “您”、“胡同”都是来自蒙古语；而“帅”、“耷拉”、“打发”、“大夫”、“呵斥”、“嬷嬷”等词语则来自满语。
但语言延续的强大惯性，使得“满族式汉语”——北京话的推进并不顺利。1728年，雍正帝下令，要求以八年为期，在福建和广东设立“正音书院”推行官话，并且规定，如果八年后福建人和广东人还学不会官话（北京话），那么到时福建和广东的童生、监生、贡生和秀才、举人，将一律禁止参加科举考试。
但此后，由于缺乏经费等原因，雍正的官话推广运动并没有在广东和福建持续深入下去，但是在雍正的推动下，以满族式汉语为根基的北京话，作为国家共同语的地位开始正式奠立，并逐渐取代了此前南音版的北京官话，此后一直到晚清时期，以满族式汉语为基调、融合了南北两系官话的北京话流行度越来越高。到了清末民初，北京官话作为通用语的江湖地位已经不可撼动。
官方定义 普通话正式成型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去日本考察学政，发现日本已经在全国普及了以东京话为标准的国语，吴汝纶深受启发，回国后就提出希望以北京话统一全国语言，并定名为“国语”。
吴汝纶的建议遭到了强大阻力，但鉴于时代风雨欲来的不利局面，为了构建统一性帝国，1909年，清朝正式下令将以北京话为基础的官话改名为“国语”，但还没来得及在全国范围内实施，1912年，清朝就正式灭亡。
1913年，民国政府召开“读音统一会”，会议投票决定，在以北京话为基础的老官话中，杂糅进古汉语的入声和尖团音等发音，以此来解决北京话无法押韵古诗词、与古汉语相去甚远等问题，这也就是著名的“老国音”。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随着白话文的广泛兴起，传统诗文逐步失去了过去独霸文坛的地位，在此情况下，1924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决定改用以北京语音作为“国音”的标准，这也就是“新国音”的由来。
此后从1924年至1949年，除了1937-1945全面抗战期间 “新国语”推广受到影响外，其他时间，“新国语”都在国内广泛推广开来。 新中国成立后，国语改革运动继续推进，1955年，北京官话被选定为新国语的标准语，考虑到民族共通融合问题，官方决定将“国语”改名为“普通话”。
至此，作为汉民族共同语的“普通话”终于正式成型。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并将普通话正式定义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
一个以北京语音为基础，失去了古汉语的入声、全浊音等发音特征的当代版“普通话”，终于正式成型。 本报综合
对于14亿中国人来说，普通话是如今的民族共同语。然而，对于说着粤语、客家话、闽方言、吴方言、赣方言、湘方言等六大方言体系的南方中国人来说，普通话却显得有些陌生。
但他们或许不知道的是，作为一门被不断改造的语言，普通话本非纯粹的汉话，南方的这些“鸟语”，才是我们的祖先真正说着的语言。
古时候 雅言才是“普通话”
公元前560年，晋国召集北方诸侯商议如何讨伐楚国。
然而此时楚国强大，刚刚挫败了晋国的盟国吴国，国力日趋衰弱的北方盟主晋国，对于自己无力率众伐楚的外强中干感到恼怒，但又需要找到发泄点，于是，晋国大臣范宣子将焦点对准了北方姜戎的首领驹支，指责是戎人在搞破坏挑拨北方诸侯，以致南征楚国出现分裂。
此时，驹支却不卑不亢，并当场朗诵了一首《诗经·青蝇》：“营营青蝇，止于樊，岂弟君子，无信谗言。”
戎狄言语向来与华夏不通，驹支却能朗诵《诗经》，并且亲自与各诸侯国君臣公开辩论，这就涉及到一个语言问题，即驹支说的，究竟是什么语言，能让自身也说着各种方言的各诸侯国人一听就懂？
对此，《论语》中给出了答案。
《论语》记载，“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意思是说，孔子在诵读《诗经》《尚书》和主持典礼的时候，都说的是“雅言”——而雅言，正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民族共同语。
语言学家指出，上古时期，“雅”和“夏”相通，所谓雅言即是指夏朝人流传下来的，广泛使用于今天的黄河、洛水一带的河洛古语，由于从夏朝、商朝到周朝都定都于河洛一带，到了东周迁都洛邑后，作为各个诸侯国与天下共主东周交流的共同语，雅言此时开始向洛阳音倾斜，这也就是后世汉人广泛使用的“洛阳读书音”的古老源头。
雅言背后的河洛古语，正是今天流传于江浙一带的吴方言，以及存在于福建、广东以及台湾地区的闽方言、客家话、粤语等的共同祖先。
“名人效应”推动语言发展
从夏商周到西晋时期，由于中国各个王朝的首都，都是基本从西向东摆动于黄河洛水的长安、洛阳一带，尤其是东周、东汉、西晋都定都于洛阳，这就使得河洛古语中的雅言“洛阳读书音”，逐渐成为了古代中国人所共同尊奉的共同语。
西晋“八王之乱”以后晋室南迁，但是南迁的士族们却仍然说着来自中原的雅言“洛阳读书音”，当时，籍贯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的名士谢安，在南迁建康（南京）后，仍然喜欢用洛阳的书生腔读书念诗，由于谢安从小患有鼻炎，他发音时鼻音很重，可能有点类似于今日汉语拼音中 “ong”的发音，但当时整个建康城（南京）的人都觉得，谢安的“洛阳读书音”实在太好听了，以致于满城的人，都喜欢捏着鼻子学谢安说话，这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洛生咏”。
而谢安的“洛生咏”，正是古老的汉族共同语“雅言”，在西晋衣冠士族南渡后，所带到南方的远古版中国“普通话”。
作为东晋以及后续的宋、齐、梁、陈等南朝的官方语言，洛阳雅音在金陵（南京此时从建康改名金陵）也逐渐吸收了部分古老的吴越方言，到南朝的齐、梁时代，南方士族阶层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统一的雅音系统，这就是以东汉、东晋洛阳皇室旧音为基础，浸染金陵（南京）某些语音而形成的“金陵雅音”。
西晋灭亡后，尽管中国经历了近两百年的南北朝大分裂时期，北方异族不断南下，但中国的雅音系统并未遭到大的破坏，相反却不断凝结在一起。
南北朝时期中国尽管大分裂，异族不断南下，但到了公元490年，23岁的北魏孝文帝开始从平城（大同）迁都洛阳，并强行推行汉化运动，这其中就包括禁止胡服，改易汉俗和规定30岁以下的鲜卑人一律改学汉语“雅音”。
孝文帝规定，不学习汉语雅音的鲜卑官员一律“降爵黜官”，对于孝文帝强行推广汉语，当时孝文帝的皇后冯氏坚决反对，为此，北魏太和二十年（496年），孝文帝直接将冯氏从皇后废为庶人，理由就是皇后拒绝改说汉人的雅音“伊洛正音”。
在魏晋南北朝的乱世中，无论是北魏，还是南朝的宋、齐、梁、陈，都始终在朝着一个方向，即传统的洛阳读书音靠近，这就使得南北朝时期，中国南北两方的标准语并没有产生太大分歧。
都城的改变打破语言体系
隋朝一统南北后，音韵学家陆法言做《切韵》规范当时的国家标准语时，重新将南北朝时期有所隔离的南朝金陵雅音和北朝洛下雅音重新整合在一起，形成了隋朝新的官方雅音系统。
而继承隋朝体制的唐朝，也将从夏商周时期就延续下来的雅音，和后来经历秦汉统一帝国改造后形成的洛阳读书音继承下来作为官方语言，一直到后来的五代十国和北宋时期，洛阳读书音作为古老的汉民族共同语，仍然拥有极高的地位。
从安史之乱以后，到五代十国、两宋时期，北方的契丹、女真、蒙古人先后不断崛起，并南下剧烈冲击中华大地，由于北方平原地域广阔、一马平川，这就使得胡语在北方更容易渗透和流传，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北方方言更具有异族色彩，而南方由于山河阻隔，却得以保存了汉民族古老语言的原因。
从五代十国开始，长安和洛阳开始衰落，取而代之的，是开封的崛起。
开封在五代十国时期崛起后，作为后续的北宋首都，开封的汴京话也对唐朝延续下来的唐京雅音产生了很大影响。北宋时，在汴京话冲击影响下，汉民族的雅音开始融合了开封特色，形成了后来所称的“宋音”雅言或“中州音”。
1127年，女真铁骑南下灭亡北宋，随着宋室南迁和南宋的建立，此后，汉族的雅音系统再次分离，并逐渐分裂成了后来的南方官话体系和北方官话体系，这也是当时南北方政治军事对峙所造成的分裂结果。
从唐朝以来，今天属于北京的幽州地区，一直都是契丹、女真等少数民族的活跃地带，当时，一种称为“唐代幽州话”的汉族边缘方言在幽州地区流行开来，在契丹、女真和后来的蒙古人影响冲击下，幽州话开始融合了大量的北方少数民族用语，并逐渐发展成了后来中的北京话。
“北京话”取代“洛阳读书音”
1127年，女真人攻灭北宋，随后，北方地区在女真人和蒙古人的先后统治下，官话体系也发生了剧烈变化，从中古音转为近古音，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原本中国南北共同推崇“洛阳读书音”的局面被改变了，这时候，南方官话随着宋室的南迁和南宋的建立，发展成了南方官话，北方则随着契丹、女真以及蒙古人的先后入侵，逐渐形成了北方官话体系。
1279年，蒙古人正式攻灭南宋，在此前的灭金战争和后来的灭宋战争中，蒙古人对中国北方和四川等南方地区都实行了种族灭绝式的大屠杀政策。在蒙古人的屠刀下，由于北方汉人被种族式大规模屠戮杀害，加上战争动乱导致的瘟疫、饥荒和人口的不断南迁，这就使得北方出现了广大的语言真空区，原本自夏商周以来一直延续流传三千多年的中原古代雅音系统，此时也在北方遭到了毁灭性的扫荡破坏。
元朝定都大都（北京）以后，作为唐代幽州话嫡系的“大都语”开始出现，这也就是今天北京话乃至普通话的雏形。
此时，受到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语言先后侵蚀影响的幽州话以及后来的“大都语”，已经丧失了古代中原雅音系统所拥有的全浊音和入声。
而入声等中国古代汉族雅音和洛阳读书音消失导致的结果，就是用从元朝时期开始发端的大都语、也就是今天我们在说的普通话，来读古代的许多古诗词时，经常会出现无法押韵的情形。
在进行大规模的种族屠杀，将北方地区腾空出巨大的语言真空区后，元朝政府规定，学校教学必须采用以“大都语”（北京话）作为标准的天下共通语，这就使得“大都语”（北京话）开始在北方地区逐渐流行开来，并成为现在广泛流行的北方方言的源头。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经历少数民族侵蚀改造的北京话开始逐渐成型。而元代时期盛行的杂剧和散曲，则大大促进了大都语（北京话）的传播。从这个时候开始，广大中国北方地区的汉人，开始在唐代幽州话的基础上，逐渐改变了祖先的语言，说上了大都语（北京话）。
多音字是南北语言融合的产物
到明朝时，在以大都语（北京话）为基础的北方官话体系中，古老的汉族发音系统例如入声已经被扫荡毁灭，但是在南方官话中，古老的汉族雅音仍然继续保留着，为汉民族延续着语言的血脉。
朱棣篡夺帝位迁都北京后，又从南京一带迁徙大量人口进入北京，同时也将南方官话体系再次带入了北京，在此情况下，从明朝建立后一直到清朝中期，南方官话体系一直强势影响着北方官话——尽管在明朝初期的北京话中，入声韵等古老的汉语发音已经消失，但来自南方官话的雅音注入，仍然尽全力为北京话注入了古老汉族雅音的种子。
在北京话中，以“剥”字为例，南音读bo，北音读bao，前者多用于书面语中，后者则经常用于口语中；另外例如“色子”中的“色”读成北音的shai，而“颜色”的“色”则取南音se。
这些多音字的出现，正是大明帝国建立后，利用南方遗留的古老的汉族雅音，对北京话实施拯救行动所结下的果子，从而使得沾染过多少数民族“血统”的北京话，始终还得以保留古汉语中“文雅”的成分。
1644年明朝灭亡，满人入驻北京后，在满族人逐渐融合学习北京话的过程中，“满式汉语”最终奠定成型，这也就是今天北京话，乃至以北京话为基础的普通话的最终由来。
清朝建立后，北京话开始吸收满族、蒙古族和回族的语言要素，例如北京话中的 “您”、“胡同”都是来自蒙古语；而“帅”、“耷拉”、“打发”、“大夫”、“呵斥”、“嬷嬷”等词语则来自满语。
但语言延续的强大惯性，使得“满族式汉语”——北京话的推进并不顺利。1728年，雍正帝下令，要求以八年为期，在福建和广东设立“正音书院”推行官话，并且规定，如果八年后福建人和广东人还学不会官话（北京话），那么到时福建和广东的童生、监生、贡生和秀才、举人，将一律禁止参加科举考试。
但此后，由于缺乏经费等原因，雍正的官话推广运动并没有在广东和福建持续深入下去，但是在雍正的推动下，以满族式汉语为根基的北京话，作为国家共同语的地位开始正式奠立，并逐渐取代了此前南音版的北京官话，此后一直到晚清时期，以满族式汉语为基调、融合了南北两系官话的北京话流行度越来越高。到了清末民初，北京官话作为通用语的江湖地位已经不可撼动。
官方定义 普通话正式成型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去日本考察学政，发现日本已经在全国普及了以东京话为标准的国语，吴汝纶深受启发，回国后就提出希望以北京话统一全国语言，并定名为“国语”。
吴汝纶的建议遭到了强大阻力，但鉴于时代风雨欲来的不利局面，为了构建统一性帝国，1909年，清朝正式下令将以北京话为基础的官话改名为“国语”，但还没来得及在全国范围内实施，1912年，清朝就正式灭亡。
1913年，民国政府召开“读音统一会”，会议投票决定，在以北京话为基础的老官话中，杂糅进古汉语的入声和尖团音等发音，以此来解决北京话无法押韵古诗词、与古汉语相去甚远等问题，这也就是著名的“老国音”。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随着白话文的广泛兴起，传统诗文逐步失去了过去独霸文坛的地位，在此情况下，1924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决定改用以北京语音作为“国音”的标准，这也就是“新国音”的由来。
此后从1924年至1949年，除了1937-1945全面抗战期间 “新国语”推广受到影响外，其他时间，“新国语”都在国内广泛推广开来。 新中国成立后，国语改革运动继续推进，1955年，北京官话被选定为新国语的标准语，考虑到民族共通融合问题，官方决定将“国语”改名为“普通话”。
至此，作为汉民族共同语的“普通话”终于正式成型。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并将普通话正式定义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
一个以北京语音为基础，失去了古汉语的入声、全浊音等发音特征的当代版“普通话”，终于正式成型。 本报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