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收官 在青年观众中引发追捧热潮
一百年前的伟大“觉醒”澎湃着生生不息的青春热血
《觉醒年代》是厚重的历史也是美不胜收的艺术精品
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电视剧展播”作品之一，43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1915年《青年杂志》 问世写到1921年 《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通过对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历史进程的描绘，聚焦建党风云人物，突出展现了革命先驱的崇高理想和卓越贡献。日前，该剧完美收官，受到当下无数年轻人追捧。它唱响的青春赞歌，在百年后 仍 余 音 绕梁——任何年代，中国都有挑战，而有理想的青年才是希望。
◆厚重历史剧一样能成爆款
3月19日，央视一套首播的43集大剧《觉醒年代》正式收官。这部大剧，以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分手，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艺术地再现了一批名冠中华的文化大师和一群理想飞扬的热血青年演绎出一段充满激情、燃烧理想的澎湃岁月。
它是厚重的历史剧，却在豆瓣拿到了超高分，并一路上扬，收官之日已是9.1分——厚重，正是这部剧最闪亮的标签。
《觉醒年代》的编剧，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党史研究专家龙平平，此前就曾创作过《我们的法兰西岁月》和《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两部备受好评的作品。他说，创作这部电视剧，自己是想回答“中国共产党是怎么来的”“是哪些人搞起来的”“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及“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当初的选择对不对”等问题。
“就像说到中国共产党的由来，人们往往习惯于只说到石库门和红船，而不去追寻这条红船是从哪里驶过来的。”龙平平说，自己曾经在大学生和研究生中做过调研，很少有人知道赵世炎、邓中夏、陈延年、陈乔年、蔡和森、俞秀松、何孟雄，“这些民族精英都是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20多岁就慷慨赴死了。”
◆大到建筑小到纽扣都力求真实
作为拍摄该剧的领航者，导演张永新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拍一部能真正反映时代精神、民族精神的作品，对我来说是挑战也是突破。”张永新此前执导过《风车》《马向阳下乡记》《军师联盟》等口碑好剧。制片人刘国华则这样评价他：“我认为永新导演有很强的家国情怀，他有理想有担当有能力，另外他对艺术的执念、戏剧文学的储备，非常符合这部戏的气质。”
谈到回溯百年历史的最大收获，张永新说：“我们要学习和收获的，是一种担当，一种严谨的治学精神，一种海纳百川的胸怀，以及如何正确看待和认知自己本民族的文化，不必矫枉过正，不必人云亦云，不必厚此薄彼。”
“在建党百年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曾经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波折，也走过一些弯路，但是我们总归要走到一个正确的道路上来，靠的是什么？我觉得一代又一代优秀的年轻人，他们身上那种自清自觉的意识，始终把国家和民族的振兴作为心中最大的担当。这个意识只要不跑偏，这个民族就会生生不息。”张永新说。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年代的特殊性，该剧对于背景细节的把控尤为重要，制片人刘国华透露，剧中大到当时年代的建筑，小到制服上的金属纽扣，都力求真实再现。为了拍摄出最佳效果，北大红楼建筑甚至按照1∶1.2的比例复刻原版。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著名党史专家苏智良：
当今青年人很好地继承了革命先辈的精神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在青年观众中引起的强烈反响说明，青年革命者的精神是永恒的。这种精神总能与每一个时代并肩而行，并对时代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如何看待这部口碑大剧的现实意义？又如何评价当时那批为了信仰而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年轻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著名党史专家苏智良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认为，当今青年人很好地继承了革命先辈的精神，他们让我们看到了国家未来的希望。
◆为什么建党初期都是青年人？
记者：《觉醒年代》中的革命者都是青年人。年纪最大的陈独秀也不过30多岁，李大钊20多岁，毛泽东、陈延年、陈乔年等年纪更轻。在你看来，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的革命者都是青年人？
苏智良：青年人从来都是最敏感，最有动力的。你看看世界范围的革命，基本上都是青年人发起的，很少有老年人。当然，这些青年人很多都是知识分子，比如陈独秀、鲁迅都是留学日本的，胡适是从美国回来的。后来还有周恩来、邓小平他们去法国勤工俭学。他们在国外接受了新思想，回来之后看到国家面貌如故，于是就想着要改变。而改变的切入点就是文化，所以就有了新文化运动。毛泽东这些青年人，都是受了《青年杂志》《新青年》这些读物的影响而走上革命道路的。由文化而改变政治，这是那个年代中国革命的道路。
◆那时革命青年是如何成长的？
记者：在你看来，那个时候的革命青年有哪些特点？
苏智良：说人的特点，先要说时代的特点。《觉醒年代》这个“年代”其实就是革命与战争的年代。国家贫弱，战争连年，民不聊生，要拯救民族的呼声很高。当时全国很多地方都沉浸在高涨的革命气氛之中。从北京到上海的“三罢”，后来又是五卅运动。当时的青年都很关心政治，大家讨论的都是“要走什么样的道路”。
记者：《觉醒年代》并没有回避早期革命者后来的分道扬镳，比如胡适后来就和李大钊、陈独秀他们分道扬镳。
苏智良：这本来就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我们前面说，这些青年到外面看世界，接受的新思想也是五花八门的。除了科学社会主义，还有无政府主义等。当时有一个青年叫戴季陶，他还参加了新渔阳里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但是后来一听说要搞“暴力革命”，他就退出了。而邵力子就是另一种选择，他其实后来是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至于周佛海、陈公博等人，他们一开始应该也是有坚定信仰的，否则也不会参加中共一大。只是后来他们的思想发生了变化，这才逐步背离了革命。
对于青年人来说，坚定理想信念比拥有这个理想信念要难得多。
◆革命青年如何坚定理想信念？
记者：你说到青年人坚定理想信念的问题，在你看来，这些青年革命者为什么能将生死置之度外？
苏智良：我想说的是，这些早期的青年革命者家境大多是很优渥的，否则他们也不可能读那么多书，还能出国留学。但是因为他们有着坚定的信仰，在国家民族命运面前，觉得自己责无旁贷。
陈独秀就说过一句话，出了研究室就准备入监狱。研究室是研究真理的，但要实践真理就要准备坐牢。那些青年烈士，他们被关在龙华，其实当时看不到革命实现的那一天，但他们为自己选择的道路无怨无悔。
记者：你觉得这些早期青年革命者的精神对当今青年人有什么启示？
苏智良：我们牺牲了那么多人，赢得了革命的胜利，我们的党也成为了百年大党。这真的是一代代人抛头颅洒热血、不懈奋斗的结果。真的是很不容易。我们当今的青年人还是要跳出“小我”，胸怀国家和民族，要为国家、民族和人民做一点事。
回看去年至今的“抗疫”，很多医护人员和志愿者都是80后、90后的青年人，在关键的时候他们挺身而出，成了“抗疫”的中坚力量。这就是超越了“小我”，而拥有了“大我”。这让我看到了这个国家未来的希望。当然，这也说明，这些年我们的红色文化教育深入人心，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据《青年报》
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电视剧展播”作品之一，43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1915年《青年杂志》 问世写到1921年 《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通过对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历史进程的描绘，聚焦建党风云人物，突出展现了革命先驱的崇高理想和卓越贡献。日前，该剧完美收官，受到当下无数年轻人追捧。它唱响的青春赞歌，在百年后 仍 余 音 绕梁——任何年代，中国都有挑战，而有理想的青年才是希望。
◆厚重历史剧一样能成爆款
3月19日，央视一套首播的43集大剧《觉醒年代》正式收官。这部大剧，以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分手，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艺术地再现了一批名冠中华的文化大师和一群理想飞扬的热血青年演绎出一段充满激情、燃烧理想的澎湃岁月。
它是厚重的历史剧，却在豆瓣拿到了超高分，并一路上扬，收官之日已是9.1分——厚重，正是这部剧最闪亮的标签。
《觉醒年代》的编剧，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党史研究专家龙平平，此前就曾创作过《我们的法兰西岁月》和《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两部备受好评的作品。他说，创作这部电视剧，自己是想回答“中国共产党是怎么来的”“是哪些人搞起来的”“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及“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当初的选择对不对”等问题。
“就像说到中国共产党的由来，人们往往习惯于只说到石库门和红船，而不去追寻这条红船是从哪里驶过来的。”龙平平说，自己曾经在大学生和研究生中做过调研，很少有人知道赵世炎、邓中夏、陈延年、陈乔年、蔡和森、俞秀松、何孟雄，“这些民族精英都是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20多岁就慷慨赴死了。”
◆大到建筑小到纽扣都力求真实
作为拍摄该剧的领航者，导演张永新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拍一部能真正反映时代精神、民族精神的作品，对我来说是挑战也是突破。”张永新此前执导过《风车》《马向阳下乡记》《军师联盟》等口碑好剧。制片人刘国华则这样评价他：“我认为永新导演有很强的家国情怀，他有理想有担当有能力，另外他对艺术的执念、戏剧文学的储备，非常符合这部戏的气质。”
谈到回溯百年历史的最大收获，张永新说：“我们要学习和收获的，是一种担当，一种严谨的治学精神，一种海纳百川的胸怀，以及如何正确看待和认知自己本民族的文化，不必矫枉过正，不必人云亦云，不必厚此薄彼。”
“在建党百年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曾经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波折，也走过一些弯路，但是我们总归要走到一个正确的道路上来，靠的是什么？我觉得一代又一代优秀的年轻人，他们身上那种自清自觉的意识，始终把国家和民族的振兴作为心中最大的担当。这个意识只要不跑偏，这个民族就会生生不息。”张永新说。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年代的特殊性，该剧对于背景细节的把控尤为重要，制片人刘国华透露，剧中大到当时年代的建筑，小到制服上的金属纽扣，都力求真实再现。为了拍摄出最佳效果，北大红楼建筑甚至按照1∶1.2的比例复刻原版。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著名党史专家苏智良：
当今青年人很好地继承了革命先辈的精神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在青年观众中引起的强烈反响说明，青年革命者的精神是永恒的。这种精神总能与每一个时代并肩而行，并对时代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如何看待这部口碑大剧的现实意义？又如何评价当时那批为了信仰而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年轻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著名党史专家苏智良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认为，当今青年人很好地继承了革命先辈的精神，他们让我们看到了国家未来的希望。
◆为什么建党初期都是青年人？
记者：《觉醒年代》中的革命者都是青年人。年纪最大的陈独秀也不过30多岁，李大钊20多岁，毛泽东、陈延年、陈乔年等年纪更轻。在你看来，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的革命者都是青年人？
苏智良：青年人从来都是最敏感，最有动力的。你看看世界范围的革命，基本上都是青年人发起的，很少有老年人。当然，这些青年人很多都是知识分子，比如陈独秀、鲁迅都是留学日本的，胡适是从美国回来的。后来还有周恩来、邓小平他们去法国勤工俭学。他们在国外接受了新思想，回来之后看到国家面貌如故，于是就想着要改变。而改变的切入点就是文化，所以就有了新文化运动。毛泽东这些青年人，都是受了《青年杂志》《新青年》这些读物的影响而走上革命道路的。由文化而改变政治，这是那个年代中国革命的道路。
◆那时革命青年是如何成长的？
记者：在你看来，那个时候的革命青年有哪些特点？
苏智良：说人的特点，先要说时代的特点。《觉醒年代》这个“年代”其实就是革命与战争的年代。国家贫弱，战争连年，民不聊生，要拯救民族的呼声很高。当时全国很多地方都沉浸在高涨的革命气氛之中。从北京到上海的“三罢”，后来又是五卅运动。当时的青年都很关心政治，大家讨论的都是“要走什么样的道路”。
记者：《觉醒年代》并没有回避早期革命者后来的分道扬镳，比如胡适后来就和李大钊、陈独秀他们分道扬镳。
苏智良：这本来就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我们前面说，这些青年到外面看世界，接受的新思想也是五花八门的。除了科学社会主义，还有无政府主义等。当时有一个青年叫戴季陶，他还参加了新渔阳里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但是后来一听说要搞“暴力革命”，他就退出了。而邵力子就是另一种选择，他其实后来是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至于周佛海、陈公博等人，他们一开始应该也是有坚定信仰的，否则也不会参加中共一大。只是后来他们的思想发生了变化，这才逐步背离了革命。
对于青年人来说，坚定理想信念比拥有这个理想信念要难得多。
◆革命青年如何坚定理想信念？
记者：你说到青年人坚定理想信念的问题，在你看来，这些青年革命者为什么能将生死置之度外？
苏智良：我想说的是，这些早期的青年革命者家境大多是很优渥的，否则他们也不可能读那么多书，还能出国留学。但是因为他们有着坚定的信仰，在国家民族命运面前，觉得自己责无旁贷。
陈独秀就说过一句话，出了研究室就准备入监狱。研究室是研究真理的，但要实践真理就要准备坐牢。那些青年烈士，他们被关在龙华，其实当时看不到革命实现的那一天，但他们为自己选择的道路无怨无悔。
记者：你觉得这些早期青年革命者的精神对当今青年人有什么启示？
苏智良：我们牺牲了那么多人，赢得了革命的胜利，我们的党也成为了百年大党。这真的是一代代人抛头颅洒热血、不懈奋斗的结果。真的是很不容易。我们当今的青年人还是要跳出“小我”，胸怀国家和民族，要为国家、民族和人民做一点事。
回看去年至今的“抗疫”，很多医护人员和志愿者都是80后、90后的青年人，在关键的时候他们挺身而出，成了“抗疫”的中坚力量。这就是超越了“小我”，而拥有了“大我”。这让我看到了这个国家未来的希望。当然，这也说明，这些年我们的红色文化教育深入人心，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据《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