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瀛 大革命时期太原学联第一任主席
王瀛，原名义昌，字海峰，1901年生于陕西省神木县城内皮房巷一个贫苦的小商人家庭。1923年加入青年团，1925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太原市学联主席、中共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分工管宣传）、国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等职。1927年10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太原，年仅25岁。
家世与求学
王瀛的祖父是个边商，虽小本经营，但因勤俭操持，生活还算富裕。王瀛出生后不久，其祖父、祖母和二叔相继去世，家道逐渐败落，一家4口全靠父亲终年赶着毛驴到 “口外”做生意来维持生活，日子过得很清苦。
由于家境贫寒，王瀛9岁才入私塾，后考入神木县公立小学校。1919年秋，新文化运动的春风吹到神木，县城办起了一所 “大学堂”（即县立高级小学校），17岁的王瀛同张友清、汪铭等考入这所学堂。课余时，王瀛对中国古典名著 《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总是爱不释手，并能给小伙伴们绘声绘色地讲述其中的故事。他从小酷爱书法，常年苦练坚持不懈，不论楷书、行书、草书都写得很出色，常替人家写对联、中堂、祭文和商店的字号牌匾，神木县有些商店至今还保留着他那刚劲、潇洒的笔迹。
1922年秋，王瀛从高级小学校毕业。这时，汾州（山西汾阳县）基督教的“公理会”传教士到神木为铭义中学招生，王瀛等7个青年学生便向亲友借了路费，东渡黄河，赶到汾阳应试。结果他和王季明、张崇仁3人被录取。
铭义中学开设英语、物理和化学课程，还有个比较大的图书室，里面有许多新的报纸杂志，如《独秀文存》《胡适文存》《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等等。这样的学习内容和环境，都使王瀛耳目一新，颇开眼界。然而，这所教会学校的主要课程是枯燥无味的圣经，一日三餐都得唱“谢饭歌”，星期天还强迫学生到教堂做礼拜，念书经祈祷。王瀛对这一切非常反感，入学不到半年，就对王季明、张崇仁说：“这算做甚，我们不住了，回神木！”这时，王瀛恰巧接到父母来信，要他回家结婚。于是他们3人借机先后从铭义中学退学，返回陕北去了。
受新思潮影响加入革命行列
王瀛从铭义中学退学后，因家境贫寒，父亲让他在家里跟着二舅学做生意，但他求知欲望强烈，不想去学生意。经过反复说服，父母只好同意让他继续求学。在二舅的资助下，他第二次东渡黄河，来山西求学。
1923年春，王瀛来到太原，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他勤奋好学，成绩优异，常常名列前茅，在同学中很有威信。太原一中是五四运动以后山西传播新思潮、传播马克思主义和进行革命活动的中心，在新思潮的影响下，王瀛思想进步很快，他不仅认真阅读学校的进步书报杂志，而且同陕西旅京进步团体共进社联系密切，经常阅读该社出版的《共进》半月刊。接着，他又和汪铭等同学成立了见闻观摩会，团结进步青年，探索救国之道。
1923年5月，经贺昌、傅懋恭介绍，王瀛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从此，他以旺盛的革命热情，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行列。
1922年，山西省学生联合会宣告成立，其后太原市学联成立，王瀛当选为主席。在省学联领导下，太原市各中学教职员、学生与各机关下级公务人员成立了进步团体——太原民权运动大同盟，并出版《太原民权》周刊。太原、临汾、运城等地还成立了反帝运动大同盟，猛烈抨击帝国主义侵华的野蛮罪行。省学联、市学联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领导全省和全市的“反基督教运动”。在省、市学联的领导下，太原、临汾、运城、汾阳等地相继成立了“反基督教大同盟”，并在《新民日报》上开辟了“非基”副刊，使这一运动从太原扩展到全省，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
1925年初，傅懋恭、王瀛等人还领导了国民会议促成会运动。省学联、市学联联络各界人士成立了太原各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和全省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会，在省学联主持下在太原召开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全省代表大会，还派张叔平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
积极从事革命斗争
1924年5月下旬，高君宇由北京回到太原，帮助山西建党，一批青年团员转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冬天，王瀛等人也转为共产党员。
1924年10月，阎锡山在全省农村强征房税，遭到各个阶级和阶层的强烈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太原党组织决定，通过太原市学联出面领导，由傅懋恭等人负责指挥，在省城发动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开展一次反对强征房税的斗争。
1925年5月18日，由傅懋恭等人指挥，王瀛积极组织山西大学、太原一中、进山中学等校学生万余人举行游行示威，迫使阎锡山宣布取消房税。
同年5月，上海的“五卅”运动掀起了全国反帝爱国运动的怒潮。消息传到山西，山西人民对英、日帝国主义的罪行无不义愤填膺。为了组织群众的反帝爱国斗争，太原党组织决定通过以王瀛为主席的太原市学联并以市学联为核心，联合各界成立了太原各界沪案后援会。在“后援会”的领导下，6月10日，省城5万余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示威游行，通电支持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向帝国主义者提出的“十七条”。王瀛还领导山西大学、太原一中、国民师范等校学生奔向街头和郊区进行宣传，开展募捐和抵制日货活动。当时共募捐了1.4万元现款，及时汇往上海，有力地支援了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
1925年12月下旬，经中共北方区委批准，正式成立了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太原地委”），王瀛任候补委员，分管宣传工作。太原地委成立后，即派王瀛前往榆次晋华纺织厂进行建党工作和开展工人运动。王瀛深入到工人中去，用讲故事的方法向工人讲述国内外形势和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启发工人的觉悟，引导工人进行斗争。他针对经理资本家曲佩环镇压工人的罪行，教育大家不要被困难所吓倒，要大家认识到只有坚持斗争，才能取得胜利。在他的教育下，一批先进工人迅速觉悟。1926年春，发展了籍中发、杨继雄等一批共产党员。3月20日，该厂成立了山西纺织工人中的第一个党支部。同年7月，邓国栋等领导晋华纺织厂工人，举行了震惊全省的大罢工。8月26日，当罢工坚持到第40天时，曲佩环勾结榆次反动当局调动武装，对工人实行突然袭击，逮捕了共产党员李傅林等，捣毁了工会，并把被捕的工人代表和积极分子12人押往太原。王瀛得知后，27日亲自起草了《山西省学联声援晋华纺织厂罢工的宣言》。当天，太原各校学生和各工厂工人捐款、捐物，掀起了声援晋华工人的斗争热潮。山西大学、太原一中、国民师范等校学生，立即在太原一中召集紧急会议，并到阎锡山的督军公署前举行抗议示威，阎锡山只好派秘书出来接受了省学联的抗议书。10月，国民党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在太原召开。会上，共产党代表王瀛强烈要求释放晋华纺织厂秦金翰等12人，要求资本家答应工人提的条件。晋华纺织厂工人闻讯立即派代表到太原请愿，使得阎锡山不得不释放被捕工人，资本家在经济上也对工人作了让步，罢工胜利结束。晋华纺织厂工人的罢工，以“山西工人运动高潮的第一个顶点”载入了史册。
这一年底，太原地委改为山西临时省委，王瀛仍为候补委员，分管宣传，并任学生委员会书记、国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等职。
1925年夏，王瀛在太原会见了北方区党委派往陕北建党的耿炳光，并为耿炳光到榆林、绥德一带建党物色了对象，为陕北的建党工作作出了贡献。
1926年冬，西北革命同志同盟会成立。这个团体，名义上是山西法学院教授胡蘧然领衔，但王瀛在其中也发挥了作用。
反对山西国民党右派的斗争
国共合作时期，王瀛以公开共产党员的身份加入了国民党，积极帮助国民党筹建山西省党部及太原市党部。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此后，国民党内部分化，右派势力日益猖獗。1926年10月，有共产党员参加的国民党山西省第一届代表大会在太原召开，山西国民党右派首领韩克温、苗培成等在选举省党部执行委员时，极力争夺省党部的领导权。王瀛以共产党首席代表的身份同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经过王瀛等人的努力，在9名正式执委中，共产党员占4席，国民党员占5席；5名候补执委中，共产党占1席，国民党占4席。王瀛当选为省党部正式执行委员，担任财务部长；朱志翰（王瀛妻子）被选为候补执行委员，担任妇女部长。
1927年3月12日，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在太原文瀛公园举行大会，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两周年。会上，苗培成首先发难，“我们党内有一部分人，表面上拥护孙总理，实际上反对孙总理”“口头上讲三民主义，实际上搞共产共妻”。王瀛愤然登台据理驳斥：“我们党内也有一些人，不是为了革命，而是为了升官发财。他们不是扶助农工，而是反对农工。他们不是联俄、联工，而是反苏反共。他们对总理的遗嘱背得很熟，就是不执行。”驳得苗培成哑口无言，博得了与会群众的热烈掌声。
韩克温、苗培成等眼看人心向着共产党，满腹怨恨无处发泄，就雇佣流氓打手数百名，大打出手，砸毁了我党领导的太原总工会。为了给右派势力以反击，3月16日，邓国栋、杨高悟（即何英才）等指挥进步工人和学生400余人，捣毁了韩克温控制下的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和苗培成的“平民中学”校长办公室，并把韩克温从“花窖”里拉出来痛打了一顿。15日，杨高悟、王瀛等人以太原总工会名义，在文瀛公园召开大会，公审韩克温，迫使他交待了指挥工贼杨笑天雇佣流氓打手砸总工会的内幕和破坏统一战线的罪行。
此时，从北京来了两个“国家主义派”分子，想把太原青年引向国家主义派的道路上去，以反对中国革命，为帝国主义效劳。为了揭露他们的反动本质，王瀛走遍了太原市各大中学校，号召青年不要走“国家主义派”这条危险的道路，使全市青年擦亮了眼睛，没有上 “国家主义派”的当。这两名“国家主义派”分子最后不得不悻悻而去。
大义凛然 英勇就义
王瀛的革命活动和他在社会上的声望，引起了敌人的极端仇恨。1927年蒋介石集团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南京国民党当局下令改组山西国民党省党部，清除参加省党部的共产党员。阎锡山紧步蒋介石的后尘，也开始在山西实行 “清党”。在此情况下，中共临时山西省委决定派王瀛、梁其昌、朱志翰、贺秀英到武汉汇报工作。1927年6月，王瀛一行离开太原，路经北京、天津，又搭船到武汉。向中央汇报工作后，中共临时中央局书记瞿秋白让他们到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去学习。在此期间，王瀛以山西学联代表的资格，参加了全国学联在武汉召开的代表大会。不久，瞿秋白在汉口的一座小楼上召集他们4人说：“目前形势恶化了”“你们最好还是回山西工作。不要同路走，避免被敌人抓住”。王瀛等人接受了任务，分两路回太原。8月下旬，王瀛和朱志翰到了北京。由于正太路不通车，遂改乘京绥路，经张家口到晋北大同。第二天，他们由大同坐马车向太原行进，被国民党特务发觉跟踪，行至崞县（今原平市）城外，不幸被国民党警察局逮捕，押回太原。
王瀛被捕以后，敌人满以为可以从他口中套出山西共产党组织的许多机密。在审讯中，尽管他们用尽了酷刑，把他打得血肉模糊、遍体鳞伤，但他始终未供出一个字来。敌人对他毫无办法，只得加以“扰乱地方治安”的罪名，将他判处死刑。
1927年10月11日，王瀛被五花大绑从法院押往新南门外刑场 （今五一广场）。到了刑场，敌人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讲，他用生命的最后一瞬间，愤怒地向敌人大声宣告：“你们可以杀害我，杀害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是杀不完的。在中国，革命者到处都是，共产党人越来越多！”最后，他高呼着 “打倒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英勇就义。 本报综合
家世与求学
王瀛的祖父是个边商，虽小本经营，但因勤俭操持，生活还算富裕。王瀛出生后不久，其祖父、祖母和二叔相继去世，家道逐渐败落，一家4口全靠父亲终年赶着毛驴到 “口外”做生意来维持生活，日子过得很清苦。
由于家境贫寒，王瀛9岁才入私塾，后考入神木县公立小学校。1919年秋，新文化运动的春风吹到神木，县城办起了一所 “大学堂”（即县立高级小学校），17岁的王瀛同张友清、汪铭等考入这所学堂。课余时，王瀛对中国古典名著 《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总是爱不释手，并能给小伙伴们绘声绘色地讲述其中的故事。他从小酷爱书法，常年苦练坚持不懈，不论楷书、行书、草书都写得很出色，常替人家写对联、中堂、祭文和商店的字号牌匾，神木县有些商店至今还保留着他那刚劲、潇洒的笔迹。
1922年秋，王瀛从高级小学校毕业。这时，汾州（山西汾阳县）基督教的“公理会”传教士到神木为铭义中学招生，王瀛等7个青年学生便向亲友借了路费，东渡黄河，赶到汾阳应试。结果他和王季明、张崇仁3人被录取。
铭义中学开设英语、物理和化学课程，还有个比较大的图书室，里面有许多新的报纸杂志，如《独秀文存》《胡适文存》《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等等。这样的学习内容和环境，都使王瀛耳目一新，颇开眼界。然而，这所教会学校的主要课程是枯燥无味的圣经，一日三餐都得唱“谢饭歌”，星期天还强迫学生到教堂做礼拜，念书经祈祷。王瀛对这一切非常反感，入学不到半年，就对王季明、张崇仁说：“这算做甚，我们不住了，回神木！”这时，王瀛恰巧接到父母来信，要他回家结婚。于是他们3人借机先后从铭义中学退学，返回陕北去了。
受新思潮影响加入革命行列
王瀛从铭义中学退学后，因家境贫寒，父亲让他在家里跟着二舅学做生意，但他求知欲望强烈，不想去学生意。经过反复说服，父母只好同意让他继续求学。在二舅的资助下，他第二次东渡黄河，来山西求学。
1923年春，王瀛来到太原，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他勤奋好学，成绩优异，常常名列前茅，在同学中很有威信。太原一中是五四运动以后山西传播新思潮、传播马克思主义和进行革命活动的中心，在新思潮的影响下，王瀛思想进步很快，他不仅认真阅读学校的进步书报杂志，而且同陕西旅京进步团体共进社联系密切，经常阅读该社出版的《共进》半月刊。接着，他又和汪铭等同学成立了见闻观摩会，团结进步青年，探索救国之道。
1923年5月，经贺昌、傅懋恭介绍，王瀛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从此，他以旺盛的革命热情，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行列。
1922年，山西省学生联合会宣告成立，其后太原市学联成立，王瀛当选为主席。在省学联领导下，太原市各中学教职员、学生与各机关下级公务人员成立了进步团体——太原民权运动大同盟，并出版《太原民权》周刊。太原、临汾、运城等地还成立了反帝运动大同盟，猛烈抨击帝国主义侵华的野蛮罪行。省学联、市学联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领导全省和全市的“反基督教运动”。在省、市学联的领导下，太原、临汾、运城、汾阳等地相继成立了“反基督教大同盟”，并在《新民日报》上开辟了“非基”副刊，使这一运动从太原扩展到全省，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
1925年初，傅懋恭、王瀛等人还领导了国民会议促成会运动。省学联、市学联联络各界人士成立了太原各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和全省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会，在省学联主持下在太原召开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全省代表大会，还派张叔平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
积极从事革命斗争
1924年5月下旬，高君宇由北京回到太原，帮助山西建党，一批青年团员转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冬天，王瀛等人也转为共产党员。
1924年10月，阎锡山在全省农村强征房税，遭到各个阶级和阶层的强烈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太原党组织决定，通过太原市学联出面领导，由傅懋恭等人负责指挥，在省城发动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开展一次反对强征房税的斗争。
1925年5月18日，由傅懋恭等人指挥，王瀛积极组织山西大学、太原一中、进山中学等校学生万余人举行游行示威，迫使阎锡山宣布取消房税。
同年5月，上海的“五卅”运动掀起了全国反帝爱国运动的怒潮。消息传到山西，山西人民对英、日帝国主义的罪行无不义愤填膺。为了组织群众的反帝爱国斗争，太原党组织决定通过以王瀛为主席的太原市学联并以市学联为核心，联合各界成立了太原各界沪案后援会。在“后援会”的领导下，6月10日，省城5万余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示威游行，通电支持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向帝国主义者提出的“十七条”。王瀛还领导山西大学、太原一中、国民师范等校学生奔向街头和郊区进行宣传，开展募捐和抵制日货活动。当时共募捐了1.4万元现款，及时汇往上海，有力地支援了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
1925年12月下旬，经中共北方区委批准，正式成立了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太原地委”），王瀛任候补委员，分管宣传工作。太原地委成立后，即派王瀛前往榆次晋华纺织厂进行建党工作和开展工人运动。王瀛深入到工人中去，用讲故事的方法向工人讲述国内外形势和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启发工人的觉悟，引导工人进行斗争。他针对经理资本家曲佩环镇压工人的罪行，教育大家不要被困难所吓倒，要大家认识到只有坚持斗争，才能取得胜利。在他的教育下，一批先进工人迅速觉悟。1926年春，发展了籍中发、杨继雄等一批共产党员。3月20日，该厂成立了山西纺织工人中的第一个党支部。同年7月，邓国栋等领导晋华纺织厂工人，举行了震惊全省的大罢工。8月26日，当罢工坚持到第40天时，曲佩环勾结榆次反动当局调动武装，对工人实行突然袭击，逮捕了共产党员李傅林等，捣毁了工会，并把被捕的工人代表和积极分子12人押往太原。王瀛得知后，27日亲自起草了《山西省学联声援晋华纺织厂罢工的宣言》。当天，太原各校学生和各工厂工人捐款、捐物，掀起了声援晋华工人的斗争热潮。山西大学、太原一中、国民师范等校学生，立即在太原一中召集紧急会议，并到阎锡山的督军公署前举行抗议示威，阎锡山只好派秘书出来接受了省学联的抗议书。10月，国民党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在太原召开。会上，共产党代表王瀛强烈要求释放晋华纺织厂秦金翰等12人，要求资本家答应工人提的条件。晋华纺织厂工人闻讯立即派代表到太原请愿，使得阎锡山不得不释放被捕工人，资本家在经济上也对工人作了让步，罢工胜利结束。晋华纺织厂工人的罢工，以“山西工人运动高潮的第一个顶点”载入了史册。
这一年底，太原地委改为山西临时省委，王瀛仍为候补委员，分管宣传，并任学生委员会书记、国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等职。
1925年夏，王瀛在太原会见了北方区党委派往陕北建党的耿炳光，并为耿炳光到榆林、绥德一带建党物色了对象，为陕北的建党工作作出了贡献。
1926年冬，西北革命同志同盟会成立。这个团体，名义上是山西法学院教授胡蘧然领衔，但王瀛在其中也发挥了作用。
反对山西国民党右派的斗争
国共合作时期，王瀛以公开共产党员的身份加入了国民党，积极帮助国民党筹建山西省党部及太原市党部。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此后，国民党内部分化，右派势力日益猖獗。1926年10月，有共产党员参加的国民党山西省第一届代表大会在太原召开，山西国民党右派首领韩克温、苗培成等在选举省党部执行委员时，极力争夺省党部的领导权。王瀛以共产党首席代表的身份同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经过王瀛等人的努力，在9名正式执委中，共产党员占4席，国民党员占5席；5名候补执委中，共产党占1席，国民党占4席。王瀛当选为省党部正式执行委员，担任财务部长；朱志翰（王瀛妻子）被选为候补执行委员，担任妇女部长。
1927年3月12日，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在太原文瀛公园举行大会，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两周年。会上，苗培成首先发难，“我们党内有一部分人，表面上拥护孙总理，实际上反对孙总理”“口头上讲三民主义，实际上搞共产共妻”。王瀛愤然登台据理驳斥：“我们党内也有一些人，不是为了革命，而是为了升官发财。他们不是扶助农工，而是反对农工。他们不是联俄、联工，而是反苏反共。他们对总理的遗嘱背得很熟，就是不执行。”驳得苗培成哑口无言，博得了与会群众的热烈掌声。
韩克温、苗培成等眼看人心向着共产党，满腹怨恨无处发泄，就雇佣流氓打手数百名，大打出手，砸毁了我党领导的太原总工会。为了给右派势力以反击，3月16日，邓国栋、杨高悟（即何英才）等指挥进步工人和学生400余人，捣毁了韩克温控制下的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和苗培成的“平民中学”校长办公室，并把韩克温从“花窖”里拉出来痛打了一顿。15日，杨高悟、王瀛等人以太原总工会名义，在文瀛公园召开大会，公审韩克温，迫使他交待了指挥工贼杨笑天雇佣流氓打手砸总工会的内幕和破坏统一战线的罪行。
此时，从北京来了两个“国家主义派”分子，想把太原青年引向国家主义派的道路上去，以反对中国革命，为帝国主义效劳。为了揭露他们的反动本质，王瀛走遍了太原市各大中学校，号召青年不要走“国家主义派”这条危险的道路，使全市青年擦亮了眼睛，没有上 “国家主义派”的当。这两名“国家主义派”分子最后不得不悻悻而去。
大义凛然 英勇就义
王瀛的革命活动和他在社会上的声望，引起了敌人的极端仇恨。1927年蒋介石集团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南京国民党当局下令改组山西国民党省党部，清除参加省党部的共产党员。阎锡山紧步蒋介石的后尘，也开始在山西实行 “清党”。在此情况下，中共临时山西省委决定派王瀛、梁其昌、朱志翰、贺秀英到武汉汇报工作。1927年6月，王瀛一行离开太原，路经北京、天津，又搭船到武汉。向中央汇报工作后，中共临时中央局书记瞿秋白让他们到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去学习。在此期间，王瀛以山西学联代表的资格，参加了全国学联在武汉召开的代表大会。不久，瞿秋白在汉口的一座小楼上召集他们4人说：“目前形势恶化了”“你们最好还是回山西工作。不要同路走，避免被敌人抓住”。王瀛等人接受了任务，分两路回太原。8月下旬，王瀛和朱志翰到了北京。由于正太路不通车，遂改乘京绥路，经张家口到晋北大同。第二天，他们由大同坐马车向太原行进，被国民党特务发觉跟踪，行至崞县（今原平市）城外，不幸被国民党警察局逮捕，押回太原。
王瀛被捕以后，敌人满以为可以从他口中套出山西共产党组织的许多机密。在审讯中，尽管他们用尽了酷刑，把他打得血肉模糊、遍体鳞伤，但他始终未供出一个字来。敌人对他毫无办法，只得加以“扰乱地方治安”的罪名，将他判处死刑。
1927年10月11日，王瀛被五花大绑从法院押往新南门外刑场 （今五一广场）。到了刑场，敌人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讲，他用生命的最后一瞬间，愤怒地向敌人大声宣告：“你们可以杀害我，杀害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是杀不完的。在中国，革命者到处都是，共产党人越来越多！”最后，他高呼着 “打倒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英勇就义。 本报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