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锄人 中共太原地委第一任书记
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的土地横遭帝国主义的宰割，中华民族面临空前严重的危机。祖国的灾难，民族的不幸，促使着人民的觉醒，千千万万中华儿女毅然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道路。崔锄人就是这千千万万中的一员。
艰苦励志
崔锄人，又名崔溪萍，1905年出生于河北省唐县西建阳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父亲兄弟4人，那时全家12口人，30亩地，每年收入常是不足糊口。为了生计，全家开了间豆腐作坊，在冬季和农闲之时，一家人起早贪黑做豆腐，沿街串巷肩挑叫卖，赚些辛苦钱度日。
在那个年代，穷人家的孩子成家是很困难的，崔锄人的父亲好不容易才娶了媳妇，后生下了崔锄人兄弟。因饱尝目不识丁之苦，再加上对现实的失望与不满，崔锄人的父亲决定不顾一切困难，要让两个儿子上学读书。这个决定致使家中矛盾加剧，就在崔锄人入学后的第二年，大家庭分裂了，崔锄人一家4
口分得薄地6亩、房屋2间及几件简陋的农具。从此，崔锄人家中更是入不敷出，难以维持温饱。
崔锄人的父亲是个刚强勤劳的人，为了生活，更为了让孩子上学，他除了耕种这几亩薄地外，还出息借资，继续经营豆腐坊。谁料年景一年不如一年，军阀连年混战，又遭到接二连三的天灾，人民无法生活。
崔锄人和哥哥除了白天上学，每天还得起五更帮父亲推磨做豆腐，夜里或假日帮母亲纺棉花。那时崔锄人虽还年幼，但艰难的生活使他懂得了一些人情事理。他目睹父母借债之艰难，典当祖业之苦楚，心里也觉得不是个滋味。
后来，崔锄人在西建阳村绅士、国民小学校董张海洲的帮助下，得到政府拨付的费用，得以继续求学。1921年，崔锄人小学毕业后，几经辗转终于考入保定师范学校。
1922年，崔锄人进入保定师范学校。学校里读书之风甚浓，尤其关于新思潮的书籍，如《响导》周报、《新青年》、《中国青年》、《创造》周刊等，一到学校就被抢购一空。学生们无一不急先恐后、手不释卷地研读。崔锄人在回忆当年的情景时说：“那时候，要想找到有价值的书是非常困难的。我看到这些刊物，就如目睹一首大气磅礴的乐章，每天都在和哲人志士们交谈思想，往日怀疑而得不到解决的问题给我解决了，要说的话替我说了，成了我的良师益友，一时一刻也离不开它们。是它吹响了预言的号角，唤醒了酣睡的人类！”
投身学运
1924年1月，国共合作实现，革命统一战线建立，中国革命出现了新高潮。12月，孙中山到达北京，随即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革命形势迅猛发展。
1925年初，崔锄人由同乡张凤介绍加入了国民党，并担任了国民党保定市常委，领导了该市的学生运动。这时，崔锄人的思想发生了由求新知到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巨大变化。他认为要解决个人、家庭问题，非先从解决社会问题着手不可。现在所有一切不合理的现象，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制度问题。只有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能得到彻底的改造，其他一切问题都可以随之解决。1925年3月，经韩温冬、花庆和介绍，崔锄人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7月，又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在党的领导下，崔锄人的革命步伐迈得更大、更坚实。每当学校功课完毕后，他便到保定南关面粉公司，向工人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阐述“无产阶级只有组织起来、进行斗争，才能实现自身的解放”的道理。经过他的努力，面粉公司成立了工会，同时还介绍了几个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5月，上海五卅运动掀起了全国人民反帝斗争新高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保定市也成立了 “沪案后援会”，发起募捐活动，支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暑假期间，崔锄人带人到北京参加国民党河北省代表大会，之后又参加了北京的反帝示威游行。
崔锄人的革命活动被学校察觉后，训育主任周泰富认定他是捣乱分子，于是勒令他退学，他不得已离开保定师范学校。不久，由中共保定地委送往北京第一所区委党校学习。
崔锄人过去着重致力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研究和宣传，在北京第一所区委党校有机会专心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和策略。为了与同志们讨论问题，他常常夜以继日、刻苦钻研。李大钊一贯倡导的“求真态度”对他教育最深，他说：“凡事都要向李大钊那样脚踏实地去做，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而惟以求真的态度作踏实的工作。”经过三个月的学习，1925年秋，他被北方区委派到山西工作。
献力三晋
崔锄人来到山西后，立即组建了中共太原特别支部，自任支部书记。特别支部对原有党组织进行了整顿，将青年团员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入党。12月，党员发展到30多人。在发展党员的基础上，他先后建立了中共省立一中支部、进山中学支部、印刷工人支部、制革工人支部、正太铁路工人支部和一个混合支部。同时，还在太原国民师范、山西一师、法政专门学校、平民中学、山西报馆、并州报馆建立了青年团支部，为党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此外，还在大同地区建立了中共铁路支部，在汾阳地区也建立了中共汾阳特别支部。
不久，为了加强党的领导，中共北方区委决定撤销中共太原特别支部，成立中共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太原地委），由崔锄人任书记，王鸿钧任组织部长，周玉麟任宣传部长，健全和加强了党的组织领导。
在建党的过程中，为了提高党员的素质，保证党员的质量，太原地委曾在太原省立一中举办过一次党员训练班，时间是晚上9点以后秘密进行，主讲人是崔锄人、王鸿钧，每人两课，每次两小时。通过培训，使党员骨干的理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1925年底至1926年初，阎锡山开征房屋估价税，引起全省人民的普遍不满。崔锄人等立即决定领导省城学生并联合各种反阎力量，开展一场反对当局强征房税的革命运动。太原地委以群众团体名义发表通告、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反对当局强征房税，支持国民革命军北伐。
1926年5月，在太原地委的精心策划下，以邓国栋为书记的职工运动委员会的具体领导下，太原织布工人联合会、兵工厂工会和榆次晋华纱厂工会先后成立。随后，交城、阳泉、汾阳、晋城、运城、介休等地也成立了职工联合会。到1926年7月，全省组织起来的工人已达5万余人。工人中的一批先进分子纷纷入党入团，成为工人运动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在各地此起彼伏的工人斗争中，榆次晋华纱厂工人的罢工斗争规模较大，坚持时间最长，并取得了胜利，在山西工人运动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在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同时，太原地委还积极组织农民运动。在全省18个县建立了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10万余人。在农民协会的具体领导下，各地农民开展了反贪污、反恶霸和抗捐抗税斗争，并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在工农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下，太原地委指示党、团员利用寒暑假，返回原籍发展党、团员，建立组织，把党的种子撒播到全省各地。地委负责人崔锄人、王鸿钧、周玉麟、王瀛、刘守维等分赴晋南、晋中、晋东南、晋西、晋西北等地，进行具体指导。
1926年春，崔锄人同从北方区委党校学习返晋的王鸿钧一道南下临汾从事党建工作。他们在发展张振山等一批先进青年入党后，建立了中共平阳党支部，使马列主义在青年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使流行于平阳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失去了市场。
崔锄人和王鸿钧先后两下河东，从事党建工作。1925年冬，他们先到运城二中，同进步学生王月春取得联系后，以运城二中和二师进步学生为骨干，建立了“河东旅运青年社”和“读书会”两个学生组织，以“联络感悟、研究社会科学”为名义培养建党对象。为锻炼和考察骨干对象，二人把学生们分派到各县去发动和组织支援上海工人反帝斗争的沪案后援活动，为河东地区建党培养了一批骨干。在此期间，崔锄人还向河东中学师生作了控诉英、日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五卅”惨案的演讲，激发了师生的革命热情。
1926年夏，崔锄人、王鸿钧再次来到河东。他们遵照李大钊的指示精神，一方面发展国民党员，建立各县的国民党组织，一方面选择进步分子发展入党，建立和发展各地的中共组织。他们先到夏县，通过山西大学学生吴吉人和太原平民中学学生韩秀山等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中共夏县支部。又到运城，把二中学生王月春、祁金兰，二师学生卫文兴等发展为党、团员，分别建立起中共运城党支部和青年团支部。此前建立的“河东旅运青年社”和“读书会”的活动，也逐步扩大到运城其他学校。运城二师还为“读书会”专辟教室作为阅览室，进步学生把《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和《平民》周刊等革命读物公开陈列，供大家阅读，宣传革命思想。
1926年春，中共太原地委下辖45个支部，党员发展到1000多人。为了加强领导，根据中共北方区委的指示，1927年2月，成立了太原特别支部作为全省党的统一领导机构，书记颜昌杰、组织部长王鸿钧、宣传部长崔锄人，职工运动由颜其昌负责。特别支部下辖太原、榆次、汾阳、临汾、晋城5个地方执行委员会。在此基础上，5月，根据党中央关于建立中共山西省委的决定，由颜昌杰任书记、崔锄人任组织部长、王鸿钧任宣传部长，组成山西省委，领导5个地方委员会工作。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党组织的扩大，革命与反革命斗争也更加激烈起来，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 “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全国一片白色恐怖，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崔锄人也被悬赏通缉。形势恶化，山西省委与北方区委的联系中断，活动经费困难，在极其严重的形势下，崔锄人化装后，直奔天津，向北方局领导蔡和森汇报工作，争取经费。当时，北方局听了崔锄人的汇报后，指出要沉着机智地应对变化了的时局，同时拨给山西党组织活动经费3000元。为了不发生意外，崔锄人将此款交给在北平读书的胡西安、贺凯，由其用商号汇至太原。
1928年2月，崔锄人回到太原。此时，太原形势紧张，反共气焰十分嚣张，他因身份暴露，遭到通缉。同年7月，崔锄人等省委领导同志迁到祁县乔家堡，住在乔冠华家中，不久，又遭敌特搜捕，崔锄人不得不离开太原回河北，后又转赴北平。北方局党组织令其到热河开展活动。
为了便于开展革命工作，经组织同意，1929年3月，崔锄人与共产党员贺毓秀结婚。婚后不久，党组织又令崔、贺二人回天津北方局工作。1930年4月，他俩刚回天津，又遇到天津党组织遭到破坏，崔、贺也相继被捕，在狱中，崔、贺二人以商人身份进行了有理有节的申辩，加之敌人一时也抓不到他们进行革命活动的证据，直到1934年7月，二人先后释放出狱。
出狱后，他们与党组织一时联系不上，生活也无法维持，于是经朋友指点到了徐州。在徐州，崔锄人一边治病，一边以教书为业维持生活，心里更思谋着找党组织。在徐州待了一年，二人又来到了西安。崔锄人先在张学良部下当文书，贺毓秀以卖纸烟为业，一时联系不上党组织。1937年2月，崔、贺二人又回到抗日救亡运动日益发展的山西，恰遇阎锡山和傅作义进行“绥运抗战”，他们想奔赴抗日前线，到处奔波，但没有找到党组织。这时既没工作，糊口也成了问题。同年8月，二人又转移到河南南阳地区，崔锄人在南阳中学找到了教员的职业，随后贺毓秀也到南阳中学任教。
在中华民族英勇抗战的岁月里，崔锄人始终如一的踏踏实实地教书，认认真真地做人，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奔赴抗日前线，诚如他的学生马援所说：“崔老师是位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而惟以求真的灵魂工程师。”
1948年，河南宛西解放。6月，崔、贺二人正式参加工作。在思想改造的学习中，崔锄人向党组织汇报了过去的活动轨迹，加上党组织的调查，证明崔、贺二人是“大革命时期党的优秀儿女，从1925年10月，崔锄人被上级党组织派到山西，担任党组织的负责人，到1928年上半年，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和贺毓秀以饱满的革命热情、求真的工作态度，脚踏实地，努力工作，为山西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就是在敌人的监狱里，几经折磨、拷打，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高尚气节”。
1953年6月，南阳地委党组织接受崔、贺二人重新入党。入党后，崔锄人任南阳中学校长，在南阳中学的建设和发展中做到了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一直受到师生们的赞扬和尊重。
1959年12月28日，崔锄人因病去世。 本报综合
艰苦励志
崔锄人，又名崔溪萍，1905年出生于河北省唐县西建阳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父亲兄弟4人，那时全家12口人，30亩地，每年收入常是不足糊口。为了生计，全家开了间豆腐作坊，在冬季和农闲之时，一家人起早贪黑做豆腐，沿街串巷肩挑叫卖，赚些辛苦钱度日。
在那个年代，穷人家的孩子成家是很困难的，崔锄人的父亲好不容易才娶了媳妇，后生下了崔锄人兄弟。因饱尝目不识丁之苦，再加上对现实的失望与不满，崔锄人的父亲决定不顾一切困难，要让两个儿子上学读书。这个决定致使家中矛盾加剧，就在崔锄人入学后的第二年，大家庭分裂了，崔锄人一家4
口分得薄地6亩、房屋2间及几件简陋的农具。从此，崔锄人家中更是入不敷出，难以维持温饱。
崔锄人的父亲是个刚强勤劳的人，为了生活，更为了让孩子上学，他除了耕种这几亩薄地外，还出息借资，继续经营豆腐坊。谁料年景一年不如一年，军阀连年混战，又遭到接二连三的天灾，人民无法生活。
崔锄人和哥哥除了白天上学，每天还得起五更帮父亲推磨做豆腐，夜里或假日帮母亲纺棉花。那时崔锄人虽还年幼，但艰难的生活使他懂得了一些人情事理。他目睹父母借债之艰难，典当祖业之苦楚，心里也觉得不是个滋味。
后来，崔锄人在西建阳村绅士、国民小学校董张海洲的帮助下，得到政府拨付的费用，得以继续求学。1921年，崔锄人小学毕业后，几经辗转终于考入保定师范学校。
1922年，崔锄人进入保定师范学校。学校里读书之风甚浓，尤其关于新思潮的书籍，如《响导》周报、《新青年》、《中国青年》、《创造》周刊等，一到学校就被抢购一空。学生们无一不急先恐后、手不释卷地研读。崔锄人在回忆当年的情景时说：“那时候，要想找到有价值的书是非常困难的。我看到这些刊物，就如目睹一首大气磅礴的乐章，每天都在和哲人志士们交谈思想，往日怀疑而得不到解决的问题给我解决了，要说的话替我说了，成了我的良师益友，一时一刻也离不开它们。是它吹响了预言的号角，唤醒了酣睡的人类！”
投身学运
1924年1月，国共合作实现，革命统一战线建立，中国革命出现了新高潮。12月，孙中山到达北京，随即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革命形势迅猛发展。
1925年初，崔锄人由同乡张凤介绍加入了国民党，并担任了国民党保定市常委，领导了该市的学生运动。这时，崔锄人的思想发生了由求新知到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巨大变化。他认为要解决个人、家庭问题，非先从解决社会问题着手不可。现在所有一切不合理的现象，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制度问题。只有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能得到彻底的改造，其他一切问题都可以随之解决。1925年3月，经韩温冬、花庆和介绍，崔锄人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7月，又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在党的领导下，崔锄人的革命步伐迈得更大、更坚实。每当学校功课完毕后，他便到保定南关面粉公司，向工人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阐述“无产阶级只有组织起来、进行斗争，才能实现自身的解放”的道理。经过他的努力，面粉公司成立了工会，同时还介绍了几个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5月，上海五卅运动掀起了全国人民反帝斗争新高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保定市也成立了 “沪案后援会”，发起募捐活动，支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暑假期间，崔锄人带人到北京参加国民党河北省代表大会，之后又参加了北京的反帝示威游行。
崔锄人的革命活动被学校察觉后，训育主任周泰富认定他是捣乱分子，于是勒令他退学，他不得已离开保定师范学校。不久，由中共保定地委送往北京第一所区委党校学习。
崔锄人过去着重致力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研究和宣传，在北京第一所区委党校有机会专心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和策略。为了与同志们讨论问题，他常常夜以继日、刻苦钻研。李大钊一贯倡导的“求真态度”对他教育最深，他说：“凡事都要向李大钊那样脚踏实地去做，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而惟以求真的态度作踏实的工作。”经过三个月的学习，1925年秋，他被北方区委派到山西工作。
献力三晋
崔锄人来到山西后，立即组建了中共太原特别支部，自任支部书记。特别支部对原有党组织进行了整顿，将青年团员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入党。12月，党员发展到30多人。在发展党员的基础上，他先后建立了中共省立一中支部、进山中学支部、印刷工人支部、制革工人支部、正太铁路工人支部和一个混合支部。同时，还在太原国民师范、山西一师、法政专门学校、平民中学、山西报馆、并州报馆建立了青年团支部，为党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此外，还在大同地区建立了中共铁路支部，在汾阳地区也建立了中共汾阳特别支部。
不久，为了加强党的领导，中共北方区委决定撤销中共太原特别支部，成立中共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太原地委），由崔锄人任书记，王鸿钧任组织部长，周玉麟任宣传部长，健全和加强了党的组织领导。
在建党的过程中，为了提高党员的素质，保证党员的质量，太原地委曾在太原省立一中举办过一次党员训练班，时间是晚上9点以后秘密进行，主讲人是崔锄人、王鸿钧，每人两课，每次两小时。通过培训，使党员骨干的理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1925年底至1926年初，阎锡山开征房屋估价税，引起全省人民的普遍不满。崔锄人等立即决定领导省城学生并联合各种反阎力量，开展一场反对当局强征房税的革命运动。太原地委以群众团体名义发表通告、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反对当局强征房税，支持国民革命军北伐。
1926年5月，在太原地委的精心策划下，以邓国栋为书记的职工运动委员会的具体领导下，太原织布工人联合会、兵工厂工会和榆次晋华纱厂工会先后成立。随后，交城、阳泉、汾阳、晋城、运城、介休等地也成立了职工联合会。到1926年7月，全省组织起来的工人已达5万余人。工人中的一批先进分子纷纷入党入团，成为工人运动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在各地此起彼伏的工人斗争中，榆次晋华纱厂工人的罢工斗争规模较大，坚持时间最长，并取得了胜利，在山西工人运动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在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同时，太原地委还积极组织农民运动。在全省18个县建立了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10万余人。在农民协会的具体领导下，各地农民开展了反贪污、反恶霸和抗捐抗税斗争，并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在工农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下，太原地委指示党、团员利用寒暑假，返回原籍发展党、团员，建立组织，把党的种子撒播到全省各地。地委负责人崔锄人、王鸿钧、周玉麟、王瀛、刘守维等分赴晋南、晋中、晋东南、晋西、晋西北等地，进行具体指导。
1926年春，崔锄人同从北方区委党校学习返晋的王鸿钧一道南下临汾从事党建工作。他们在发展张振山等一批先进青年入党后，建立了中共平阳党支部，使马列主义在青年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使流行于平阳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失去了市场。
崔锄人和王鸿钧先后两下河东，从事党建工作。1925年冬，他们先到运城二中，同进步学生王月春取得联系后，以运城二中和二师进步学生为骨干，建立了“河东旅运青年社”和“读书会”两个学生组织，以“联络感悟、研究社会科学”为名义培养建党对象。为锻炼和考察骨干对象，二人把学生们分派到各县去发动和组织支援上海工人反帝斗争的沪案后援活动，为河东地区建党培养了一批骨干。在此期间，崔锄人还向河东中学师生作了控诉英、日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五卅”惨案的演讲，激发了师生的革命热情。
1926年夏，崔锄人、王鸿钧再次来到河东。他们遵照李大钊的指示精神，一方面发展国民党员，建立各县的国民党组织，一方面选择进步分子发展入党，建立和发展各地的中共组织。他们先到夏县，通过山西大学学生吴吉人和太原平民中学学生韩秀山等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中共夏县支部。又到运城，把二中学生王月春、祁金兰，二师学生卫文兴等发展为党、团员，分别建立起中共运城党支部和青年团支部。此前建立的“河东旅运青年社”和“读书会”的活动，也逐步扩大到运城其他学校。运城二师还为“读书会”专辟教室作为阅览室，进步学生把《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和《平民》周刊等革命读物公开陈列，供大家阅读，宣传革命思想。
1926年春，中共太原地委下辖45个支部，党员发展到1000多人。为了加强领导，根据中共北方区委的指示，1927年2月，成立了太原特别支部作为全省党的统一领导机构，书记颜昌杰、组织部长王鸿钧、宣传部长崔锄人，职工运动由颜其昌负责。特别支部下辖太原、榆次、汾阳、临汾、晋城5个地方执行委员会。在此基础上，5月，根据党中央关于建立中共山西省委的决定，由颜昌杰任书记、崔锄人任组织部长、王鸿钧任宣传部长，组成山西省委，领导5个地方委员会工作。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党组织的扩大，革命与反革命斗争也更加激烈起来，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 “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全国一片白色恐怖，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崔锄人也被悬赏通缉。形势恶化，山西省委与北方区委的联系中断，活动经费困难，在极其严重的形势下，崔锄人化装后，直奔天津，向北方局领导蔡和森汇报工作，争取经费。当时，北方局听了崔锄人的汇报后，指出要沉着机智地应对变化了的时局，同时拨给山西党组织活动经费3000元。为了不发生意外，崔锄人将此款交给在北平读书的胡西安、贺凯，由其用商号汇至太原。
1928年2月，崔锄人回到太原。此时，太原形势紧张，反共气焰十分嚣张，他因身份暴露，遭到通缉。同年7月，崔锄人等省委领导同志迁到祁县乔家堡，住在乔冠华家中，不久，又遭敌特搜捕，崔锄人不得不离开太原回河北，后又转赴北平。北方局党组织令其到热河开展活动。
为了便于开展革命工作，经组织同意，1929年3月，崔锄人与共产党员贺毓秀结婚。婚后不久，党组织又令崔、贺二人回天津北方局工作。1930年4月，他俩刚回天津，又遇到天津党组织遭到破坏，崔、贺也相继被捕，在狱中，崔、贺二人以商人身份进行了有理有节的申辩，加之敌人一时也抓不到他们进行革命活动的证据，直到1934年7月，二人先后释放出狱。
出狱后，他们与党组织一时联系不上，生活也无法维持，于是经朋友指点到了徐州。在徐州，崔锄人一边治病，一边以教书为业维持生活，心里更思谋着找党组织。在徐州待了一年，二人又来到了西安。崔锄人先在张学良部下当文书，贺毓秀以卖纸烟为业，一时联系不上党组织。1937年2月，崔、贺二人又回到抗日救亡运动日益发展的山西，恰遇阎锡山和傅作义进行“绥运抗战”，他们想奔赴抗日前线，到处奔波，但没有找到党组织。这时既没工作，糊口也成了问题。同年8月，二人又转移到河南南阳地区，崔锄人在南阳中学找到了教员的职业，随后贺毓秀也到南阳中学任教。
在中华民族英勇抗战的岁月里，崔锄人始终如一的踏踏实实地教书，认认真真地做人，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奔赴抗日前线，诚如他的学生马援所说：“崔老师是位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而惟以求真的灵魂工程师。”
1948年，河南宛西解放。6月，崔、贺二人正式参加工作。在思想改造的学习中，崔锄人向党组织汇报了过去的活动轨迹，加上党组织的调查，证明崔、贺二人是“大革命时期党的优秀儿女，从1925年10月，崔锄人被上级党组织派到山西，担任党组织的负责人，到1928年上半年，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和贺毓秀以饱满的革命热情、求真的工作态度，脚踏实地，努力工作，为山西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就是在敌人的监狱里，几经折磨、拷打，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高尚气节”。
1953年6月，南阳地委党组织接受崔、贺二人重新入党。入党后，崔锄人任南阳中学校长，在南阳中学的建设和发展中做到了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一直受到师生们的赞扬和尊重。
1959年12月28日，崔锄人因病去世。 本报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