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着光明的未来秉笔而书
——读王秀琴《刘胡兰：生的伟大 死的光荣》 ●田承顺
吕梁市青年作家王秀琴创作的《刘胡兰：生的伟大 死的光荣》一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推出，受到了吕梁儿女和全国广大读者的青睐。
一、站在“为人民英雄立传”的崇高立场上
《刘胡兰：生的伟大 死的光荣》作为中国青年出版社 “人民英雄国家记忆文库”的系列作品，正如徐怀中在《总序》中所讲，“中国共产党的奋斗路、奋进路来之不易，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解放来之不易，新中国的成立建设发展来之不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无数的仁人志士、先贤先烈、英雄楷模为之奋斗奉献甚至牺牲，他们永远值得我们去纪念、缅怀、学习”。文库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为培养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根铸魂，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青年一代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搭建起了一个“为人民英雄立传”的崇高平台。
《刘胡兰：生的伟大 死的光荣》的创作立场是至为崇高的。作家王秀琴就是刘胡兰的故乡人，刘胡兰纪念馆、刘胡兰中学、刘胡兰英雄民兵班……就在作家身旁，作家站在崇高的立场上，在崇高的使命驱动下，一次次走进云周西村及周边村庄……是伟大的历史年代，使作家“对刘胡兰这位女英雄有了更为深刻的认知，对生死信仰有了更深刻的体悟，对此次写作有了更热烈而坚定的信心”。
二、文学与历史学兼具的双重特征
鲁迅先生论司马迁 《史记》时说，“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此论是对司马迁《史记》历史学与文学兼具双重特征的著名论断，王秀琴《刘胡兰：生的伟大 死的光荣》是历史学与文学兼具的作品。
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刘胡兰：生的伟大 死的光荣》是按照“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行的久远”三个篇章构思行文。第一章用32个故事联缀成篇；第二章由13个故事组合成章；第三章从“复仇烈火燃四方”到“胡兰精神代代传”，续之以英雄英勇就义以后所发生的一切。每一个章节故事的发生与发展，作者都将其“置身”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与发展历史大背景下，大历史与小历史融于一体，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历史时空跨越了近90年，纯乎是一部女英雄的传奇故事和英雄人物传记。
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刘胡兰：生的伟大 死的光荣》一书，通体贯穿着作家对英雄人物的赞颂之豪情，作者细细地在白纸黑字间，雕塑着“刘胡兰”这一民族革命女英雄的崇高形象。
作品主题的“风教”之美。《毛诗序》曰，“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孔子认为完善人格的塑造过程必须经过“兴于诗，立于礼，成乎乐”（《论语·泰伯》），这就是传统文论中的“风教说”，朱熹强调说要 “用之邦国，以化天下”（《诗集传序》），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因为“英雄永生的地方，说是我们的来处，就是我们的历史，就是我们的文化，就是我们的根，也是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自信的源泉”（徐怀中《总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要对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进程给予最热情的赞颂，对一切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的拼搏者、一切为人民牺牲奉献的英雄们给予最热情的褒扬”（《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刘胡兰：生的伟大 死的光荣》正是深切地做到了这一点的“火热篇章”。
作品创作的“发愤”之美。中国古代关于文艺创作的内在动因、亦即文艺创作的情感状态的一种观点认为，优秀的文艺作品皆出自激愤不平的思想感情。自刘胡兰烈士英勇就义以来，在中国大地上无不为英雄之死蕴藏着一种激愤不平，从毛泽东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到马烽创作《刘胡兰传》，再到王秀琴的 《刘胡兰：生的伟大 死的光荣》，一脉传承着这一文学创作的“发愤”之美。龚自珍所谓“岭之表，海之浒，磅礴浩汹，以受天下之瑰丽而泄天下之拗怒”（《送徐铁孙序》），正是《刘胡兰：生的伟大 死的光荣》一书发愤之美的最好注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所要进行的伟大斗争，正需要大力弘扬这种“发愤”精神，以激励广大群众之宏志，以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目的。
作品主人公形象的 “比德”之美。《荀子·法行》曰，“夫玉者，君子比德焉”。1946年9月，在敌军进攻解放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严峻形势下，刘胡兰表示，“我要求上级把我留下，我人熟地熟，能够坚持战斗”，“反攻倒算？不怕，来吧，革命从来没有和风细雨、没有温情脉脉，只有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一定听党的话，保守党的秘密，不怕任何困难，保证做好工作”，她不连累群众，大义凛然地走向广场，她一句“怕死不当共产党”的豪迈誓言，真可谓坚强不屈，声清扬而远闻！“最高的美不是在自然而是在理想的人格，最高的美感就是对这种人格的体验”（陆玉林《比德》见陈复旺主编《中国美学范畴辞典》P.278）,我们阅读这部作品，正是对刘胡兰烈士崇高人格的高峰体验。
三、迎着光明的未来秉笔而书
《刘胡兰：生的伟大 死的光荣》一书应归入“英雄传记”类型。我们所处的新时代，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是需要英雄和需要歌颂英雄的时代。我们从王秀琴的创作中，时时处处可以读到作家对自己作品的那一份 “陶冶情操，振奋人心，促人向上”创作命意。
从《刘胡兰：生的伟大 死的光荣》的字里行间，体悟到的是作家那一份“走近人物，贴着人物写，唤醒时代记忆”的创作初衷和创作方法。王秀琴深切地体会到，“写作的过程，就是自觉、自然地走近刘胡兰这位年仅15岁却舍身取义、葆有深切信仰的革命女英雄，观照其一生，温柔细致地触摸其内心，白纸黑字，写下的既是虔诚、更是良知”。杨正润先生在《现代传记学·导论》中说，“可以预言，21世纪是属于传记的时代，传记有着光明的未来”，他断言，“传记不可能、也不应当被文学所取代”。王秀琴手秉董狐笔，心怀司马思，为了“刘胡兰”而迎着光明的未来秉笔而书。
【作者简介】
王秀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传记学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山西省电影家协会编剧委员会委员，创作小说、纪实、剧本400多万字，作品见于《中国作家》《青年文学》《野草》《西部》《黄河》等。主要长篇有《天地公心》《帝国的忧伤》《王文素传》《大清镖师》《刘胡兰》《决战吕梁》和小说集《婚驮》及影视文学剧本多部，作品曾获多种奖项。山西文学院签约作家，鲁院山西中青年、中作协首届自由撰稿人高研班学员，首届“三晋英才”。
【内容简介】
《刘胡兰：生的伟大 死的光荣》由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行的久远”三部分构成，前两部分讲述了刘胡兰从出生到牺牲的故事，描写了她如何从一个农村姑娘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革命战士的心理路程与艰辛。第三部分描写了刘胡兰牺牲之后，后世如何追忆与纪念及刘胡兰精神如何传承。作品材料详实、细节丰富，有传记，有传承，有思考。
【编辑推荐】
人民英雄国家记忆文库由共青团中央指导，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中国青年出版社联合发起，共同组织实施，以“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为主要实体线索，以人民英雄的杰出事迹和精神传承为主要叙述内容，用革命文物讲好英烈故事，在物中见人见事见精神，重温民族复兴英雄史，打造新时代的《红旗飘飘》，为传承红色基因、培育时代新人提供优秀精神食粮。
（作者单位：吕梁学院)
一、站在“为人民英雄立传”的崇高立场上
《刘胡兰：生的伟大 死的光荣》作为中国青年出版社 “人民英雄国家记忆文库”的系列作品，正如徐怀中在《总序》中所讲，“中国共产党的奋斗路、奋进路来之不易，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解放来之不易，新中国的成立建设发展来之不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无数的仁人志士、先贤先烈、英雄楷模为之奋斗奉献甚至牺牲，他们永远值得我们去纪念、缅怀、学习”。文库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为培养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根铸魂，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青年一代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搭建起了一个“为人民英雄立传”的崇高平台。
《刘胡兰：生的伟大 死的光荣》的创作立场是至为崇高的。作家王秀琴就是刘胡兰的故乡人，刘胡兰纪念馆、刘胡兰中学、刘胡兰英雄民兵班……就在作家身旁，作家站在崇高的立场上，在崇高的使命驱动下，一次次走进云周西村及周边村庄……是伟大的历史年代，使作家“对刘胡兰这位女英雄有了更为深刻的认知，对生死信仰有了更深刻的体悟，对此次写作有了更热烈而坚定的信心”。
二、文学与历史学兼具的双重特征
鲁迅先生论司马迁 《史记》时说，“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此论是对司马迁《史记》历史学与文学兼具双重特征的著名论断，王秀琴《刘胡兰：生的伟大 死的光荣》是历史学与文学兼具的作品。
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刘胡兰：生的伟大 死的光荣》是按照“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行的久远”三个篇章构思行文。第一章用32个故事联缀成篇；第二章由13个故事组合成章；第三章从“复仇烈火燃四方”到“胡兰精神代代传”，续之以英雄英勇就义以后所发生的一切。每一个章节故事的发生与发展，作者都将其“置身”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与发展历史大背景下，大历史与小历史融于一体，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历史时空跨越了近90年，纯乎是一部女英雄的传奇故事和英雄人物传记。
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刘胡兰：生的伟大 死的光荣》一书，通体贯穿着作家对英雄人物的赞颂之豪情，作者细细地在白纸黑字间，雕塑着“刘胡兰”这一民族革命女英雄的崇高形象。
作品主题的“风教”之美。《毛诗序》曰，“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孔子认为完善人格的塑造过程必须经过“兴于诗，立于礼，成乎乐”（《论语·泰伯》），这就是传统文论中的“风教说”，朱熹强调说要 “用之邦国，以化天下”（《诗集传序》），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因为“英雄永生的地方，说是我们的来处，就是我们的历史，就是我们的文化，就是我们的根，也是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自信的源泉”（徐怀中《总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要对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进程给予最热情的赞颂，对一切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的拼搏者、一切为人民牺牲奉献的英雄们给予最热情的褒扬”（《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刘胡兰：生的伟大 死的光荣》正是深切地做到了这一点的“火热篇章”。
作品创作的“发愤”之美。中国古代关于文艺创作的内在动因、亦即文艺创作的情感状态的一种观点认为，优秀的文艺作品皆出自激愤不平的思想感情。自刘胡兰烈士英勇就义以来，在中国大地上无不为英雄之死蕴藏着一种激愤不平，从毛泽东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到马烽创作《刘胡兰传》，再到王秀琴的 《刘胡兰：生的伟大 死的光荣》，一脉传承着这一文学创作的“发愤”之美。龚自珍所谓“岭之表，海之浒，磅礴浩汹，以受天下之瑰丽而泄天下之拗怒”（《送徐铁孙序》），正是《刘胡兰：生的伟大 死的光荣》一书发愤之美的最好注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所要进行的伟大斗争，正需要大力弘扬这种“发愤”精神，以激励广大群众之宏志，以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目的。
作品主人公形象的 “比德”之美。《荀子·法行》曰，“夫玉者，君子比德焉”。1946年9月，在敌军进攻解放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严峻形势下，刘胡兰表示，“我要求上级把我留下，我人熟地熟，能够坚持战斗”，“反攻倒算？不怕，来吧，革命从来没有和风细雨、没有温情脉脉，只有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一定听党的话，保守党的秘密，不怕任何困难，保证做好工作”，她不连累群众，大义凛然地走向广场，她一句“怕死不当共产党”的豪迈誓言，真可谓坚强不屈，声清扬而远闻！“最高的美不是在自然而是在理想的人格，最高的美感就是对这种人格的体验”（陆玉林《比德》见陈复旺主编《中国美学范畴辞典》P.278）,我们阅读这部作品，正是对刘胡兰烈士崇高人格的高峰体验。
三、迎着光明的未来秉笔而书
《刘胡兰：生的伟大 死的光荣》一书应归入“英雄传记”类型。我们所处的新时代，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是需要英雄和需要歌颂英雄的时代。我们从王秀琴的创作中，时时处处可以读到作家对自己作品的那一份 “陶冶情操，振奋人心，促人向上”创作命意。
从《刘胡兰：生的伟大 死的光荣》的字里行间，体悟到的是作家那一份“走近人物，贴着人物写，唤醒时代记忆”的创作初衷和创作方法。王秀琴深切地体会到，“写作的过程，就是自觉、自然地走近刘胡兰这位年仅15岁却舍身取义、葆有深切信仰的革命女英雄，观照其一生，温柔细致地触摸其内心，白纸黑字，写下的既是虔诚、更是良知”。杨正润先生在《现代传记学·导论》中说，“可以预言，21世纪是属于传记的时代，传记有着光明的未来”，他断言，“传记不可能、也不应当被文学所取代”。王秀琴手秉董狐笔，心怀司马思，为了“刘胡兰”而迎着光明的未来秉笔而书。
【作者简介】
王秀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传记学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山西省电影家协会编剧委员会委员，创作小说、纪实、剧本400多万字，作品见于《中国作家》《青年文学》《野草》《西部》《黄河》等。主要长篇有《天地公心》《帝国的忧伤》《王文素传》《大清镖师》《刘胡兰》《决战吕梁》和小说集《婚驮》及影视文学剧本多部，作品曾获多种奖项。山西文学院签约作家，鲁院山西中青年、中作协首届自由撰稿人高研班学员，首届“三晋英才”。
【内容简介】
《刘胡兰：生的伟大 死的光荣》由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行的久远”三部分构成，前两部分讲述了刘胡兰从出生到牺牲的故事，描写了她如何从一个农村姑娘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革命战士的心理路程与艰辛。第三部分描写了刘胡兰牺牲之后，后世如何追忆与纪念及刘胡兰精神如何传承。作品材料详实、细节丰富，有传记，有传承，有思考。
【编辑推荐】
人民英雄国家记忆文库由共青团中央指导，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中国青年出版社联合发起，共同组织实施，以“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为主要实体线索，以人民英雄的杰出事迹和精神传承为主要叙述内容，用革命文物讲好英烈故事，在物中见人见事见精神，重温民族复兴英雄史，打造新时代的《红旗飘飘》，为传承红色基因、培育时代新人提供优秀精神食粮。
（作者单位：吕梁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