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有群人：为了一个字，死都不怕
前几天，全国新闻工作者度过了属于自己的节日——中国记者节。其实，在中国古代并没有记者，但是有一群人：他们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他们为了记录真相，秉笔直书，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他们向往做啄木鸟，哪里有黑暗，哪里有不公，都会被他们原原本本地书写下来。
后人称他们写下来的文字，叫做“信史”。就是内容确实可信，没有掩恶溢美，能够取信于当代，流传于后世。
这群人是史家（史官），古代版的“调查记者”。
史官记的东西，皇帝也不能改
当上皇帝后，宋太祖赵匡胤有段时间迷上一项休闲运动：弹弓打鸟。有个御史见了，认为赵匡胤有玩物丧志之嫌，于是，在某次皇帝玩得正起劲的时候，谎称有要事禀奏。
赵匡胤无奈放下弹弓，接见御史，脸色不太好看。等御史奏完事，赵匡胤更郁闷了，因为奏的是件芝麻绿豆大的平常事，哪里来的十万火急！
他质问御史，你什么意思？御史不怕，答道：臣以为此事再小，也比打鸟的事大。
赵匡胤怒不可遏，当场“以柱斧柄撞其口，堕两齿”。御史没有跪地求饶，他缓缓俯下身子，捡起被打落的牙齿，藏到怀里。
赵匡胤懵圈了，你捡起牙齿，莫非还想当物证，到哪里去告我不成？御史回答：臣到哪都告不了陛下，不过，自然有史官记下这个事儿。
这可把赵匡胤吓坏了。他赶紧道歉，给御史赐金帛，然而历史还是都记录下来了。
论监督，没有人监督得了皇帝。御史敢监督皇帝，不是因为他们不怕死，而是因为他们有靠山——史官，一群随时处在事发现场且坚守如实记录的人。
赵匡胤怕自己的不当言行上史书，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还有一次，早朝后，他很不高兴，原因是思及一件事情处理不当，怕史官记录：“早来前殿指挥一事，偶有误失，史官必书之，故不乐也。”
宋代宫中还有女史，专事内起居注的写作，时刻不离皇帝，记录其行动，当晚交给史馆。她们的住处外面钉有金字大牌，上书“皇帝过此罚金百两”。
按照传统，皇帝不能翻看当代史，包括本朝、本人的一切记录。这是为了防止皇帝利用权力篡改历史。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多次提出要调看关于其日常言行的历史记录——起居注。他给出的理由很正能量，说朕看了，才能“知得失以自警戒”，不然自己做错了都不知道。
第一次被谏议大夫朱子奢制止了，认为皇帝亲览起居注的做法传示后代，必然使史官不能秉笔直书，信史就无从谈起。
第二次是七年后，李世民还是不死心，死皮赖脸要看起居注。当时的谏议大夫兼起居注官褚遂良同样明确拒绝，说起居注记录人君言行，善恶毕书，自古迄今，从来没有哪个皇帝躬自观史。
言下之意，皇帝您不要开这个恶例，要是开了，那也是要上史书的。
李世民问，朕有不善的言行，你真的都记下来了？尽管听出李世民语带威胁，褚遂良还是一字一顿地回答：不记下来，那就是我的失职！
黄门侍郎刘洎站出来为褚遂良打圆场，劝皇帝说，人君有过失，就算褚遂良不记下来，天下人也会记下来的。
多数皇帝怕史官，是因为有一个真相的标准悬在天地之间。古往今来的史官，为了捍卫这个标准，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这，是中国古代史官的一项传统。
职业精神去到哪里，作品可信度就去到哪里
凡是有修养、有责任感的史家，都会把“信以传信、疑以传疑”作为共尊的职业圭臬。你的职业精神去到哪里，你的作品可信度就去到哪里。
早在春秋时期，史官就有这种自觉性，以及职业荣誉感。
最著名的故事是“崔杼弑其君”，为了写下这几个字，当时齐国一个史官家族兄弟四人被杀了仨，杀得崔杼没脾气，只好放弃。最后四兄弟中的小弟幸存下来。
与此同时，齐国另一个史官家族南史氏，听说崔杼在杀史官，立马举家抱着竹简赶赴现场。你如果把太史一家杀光了，我们接着写，接着用头颅来捍卫真相，捍卫历史的尊严。
当时的史官是世袭的，史官秉笔直书，为了天下，也为了捍卫家族荣誉。从此，史官和青史的权威就奠定下来了。
司马迁写《史记》，不仅写“古代史”，也写“当代史”，写到他生活的年代——汉武帝时期为止。武帝连年对匈奴作战，是当时一个尖锐而敏感的现实问题。司马迁在史书中客观记述了征战造成的恶果：不仅民众困苦不堪，连文景时期韬光养晦积累下来的财富也被耗尽了。
司马迁自述心迹，说他写这些“负面”东西，是要留下一部信史，藏之名山，传之其人，“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不过，记录真相的阻力之大，时常超乎想象。这种阻力，不仅来自专权残酷的上层，还来自盲目自信的精英。
当时很多社会精英，恰恰认为武帝时期是大汉崛起的关键点，司马迁秉笔直书的这些东西，是他们所不愿看到的。一直到东汉时期，还有人说司马迁专写大汉的污点，《史记》是一部“谤书”，以武帝不杀司马迁为恨。
还好，史官的价值观还是一致的。他们互相抱团取暖，推崇司马迁的史书为“实录”，并将他作为太史、南史之后秉笔直书的新榜样。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朝代更替与皇帝轮换，跟走马灯似的。乱世中，无道之事更多，对史家的考验更大。这时候，出了不少有骨气的史家，气概直追春秋史家。比如，写晋代历史的孙盛，面对权臣桓温的灭门威胁，仍然坚持不删改桓温在枋头吃败仗这段不光彩的历史。
孙盛算幸运的，崔浩就真的遭到灭门夷族，堪称当时影响最大的史官血案。
崔浩深得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器重，奉命修撰当朝史书。拓跋焘特意叮嘱他，要“务存实录”。崔浩没揣摩皇帝这四个字是故作表态呢还是真心实意，就当起了当代司马迁，把拓跋氏不光彩的历史，一五一十写了出来。书成之后，他还好大喜功，命人将这部史书刻石立碑，任人观看。
拓跋焘大怒，命人将崔浩收监，让数十个卫士轮流在他头上大小便。备受羞辱之后，崔浩惨死狱中。不仅如此，崔浩家族及其联姻的大族，都被灭门，这起史官惨案牵连受戮的人以千计。
这件事，给史官群体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心理阴影。
李世民改变了史官的历史
史官的另外一个阴影，是李世民造成的。李世民几次要求调看起居注，装作是一个历史小白，实际上，他对历史的功用和控制，精通得很。
历史上，权臣监修史书的制度，正是从李世民执政时期开始的。通常由皇帝安排一个亲信大官，作为官方修史活动的总负责人，这样有利于当局对国史修撰进行控制。
这个恶例一开，以后正直史官求取真相的空间就缩小了。国史监修作为总把关人，第一要务是把不利于当朝的记录，全部删削干净。
真相不能当饭吃，所以不是监修们首先要考虑的。安全才是。
李世民最终还是通过宰相、国史监修房玄龄看到了自己的起居注。这么多年来，他执着地要看起居注，其实是惦记着历史会怎么阐述他发动的玄武门之变。
史官对此心知肚明，经过紧急删改后，呈给李世民。李世民看到自己最关心的玄武门之变写得很隐晦，语焉不详，就对房玄龄说，我当年发动玄武门事变是为了安社稷、利百姓，史官干嘛要隐讳呢？
房玄龄是聪明人，不会傻到跟崔浩一样听不出皇帝的弦外之音。他立马心领神会，安排人按照皇帝定下来的基调——玄武门事变是安社稷、利百姓的好事变——重写这段历史。
我们今天看到的正史，把前接班人李建成写得一无是处，把杀兄夺权的李世民写得那么伟岸光正，就是这么来的。
本报综合
后人称他们写下来的文字，叫做“信史”。就是内容确实可信，没有掩恶溢美，能够取信于当代，流传于后世。
这群人是史家（史官），古代版的“调查记者”。
史官记的东西，皇帝也不能改
当上皇帝后，宋太祖赵匡胤有段时间迷上一项休闲运动：弹弓打鸟。有个御史见了，认为赵匡胤有玩物丧志之嫌，于是，在某次皇帝玩得正起劲的时候，谎称有要事禀奏。
赵匡胤无奈放下弹弓，接见御史，脸色不太好看。等御史奏完事，赵匡胤更郁闷了，因为奏的是件芝麻绿豆大的平常事，哪里来的十万火急！
他质问御史，你什么意思？御史不怕，答道：臣以为此事再小，也比打鸟的事大。
赵匡胤怒不可遏，当场“以柱斧柄撞其口，堕两齿”。御史没有跪地求饶，他缓缓俯下身子，捡起被打落的牙齿，藏到怀里。
赵匡胤懵圈了，你捡起牙齿，莫非还想当物证，到哪里去告我不成？御史回答：臣到哪都告不了陛下，不过，自然有史官记下这个事儿。
这可把赵匡胤吓坏了。他赶紧道歉，给御史赐金帛，然而历史还是都记录下来了。
论监督，没有人监督得了皇帝。御史敢监督皇帝，不是因为他们不怕死，而是因为他们有靠山——史官，一群随时处在事发现场且坚守如实记录的人。
赵匡胤怕自己的不当言行上史书，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还有一次，早朝后，他很不高兴，原因是思及一件事情处理不当，怕史官记录：“早来前殿指挥一事，偶有误失，史官必书之，故不乐也。”
宋代宫中还有女史，专事内起居注的写作，时刻不离皇帝，记录其行动，当晚交给史馆。她们的住处外面钉有金字大牌，上书“皇帝过此罚金百两”。
按照传统，皇帝不能翻看当代史，包括本朝、本人的一切记录。这是为了防止皇帝利用权力篡改历史。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多次提出要调看关于其日常言行的历史记录——起居注。他给出的理由很正能量，说朕看了，才能“知得失以自警戒”，不然自己做错了都不知道。
第一次被谏议大夫朱子奢制止了，认为皇帝亲览起居注的做法传示后代，必然使史官不能秉笔直书，信史就无从谈起。
第二次是七年后，李世民还是不死心，死皮赖脸要看起居注。当时的谏议大夫兼起居注官褚遂良同样明确拒绝，说起居注记录人君言行，善恶毕书，自古迄今，从来没有哪个皇帝躬自观史。
言下之意，皇帝您不要开这个恶例，要是开了，那也是要上史书的。
李世民问，朕有不善的言行，你真的都记下来了？尽管听出李世民语带威胁，褚遂良还是一字一顿地回答：不记下来，那就是我的失职！
黄门侍郎刘洎站出来为褚遂良打圆场，劝皇帝说，人君有过失，就算褚遂良不记下来，天下人也会记下来的。
多数皇帝怕史官，是因为有一个真相的标准悬在天地之间。古往今来的史官，为了捍卫这个标准，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这，是中国古代史官的一项传统。
职业精神去到哪里，作品可信度就去到哪里
凡是有修养、有责任感的史家，都会把“信以传信、疑以传疑”作为共尊的职业圭臬。你的职业精神去到哪里，你的作品可信度就去到哪里。
早在春秋时期，史官就有这种自觉性，以及职业荣誉感。
最著名的故事是“崔杼弑其君”，为了写下这几个字，当时齐国一个史官家族兄弟四人被杀了仨，杀得崔杼没脾气，只好放弃。最后四兄弟中的小弟幸存下来。
与此同时，齐国另一个史官家族南史氏，听说崔杼在杀史官，立马举家抱着竹简赶赴现场。你如果把太史一家杀光了，我们接着写，接着用头颅来捍卫真相，捍卫历史的尊严。
当时的史官是世袭的，史官秉笔直书，为了天下，也为了捍卫家族荣誉。从此，史官和青史的权威就奠定下来了。
司马迁写《史记》，不仅写“古代史”，也写“当代史”，写到他生活的年代——汉武帝时期为止。武帝连年对匈奴作战，是当时一个尖锐而敏感的现实问题。司马迁在史书中客观记述了征战造成的恶果：不仅民众困苦不堪，连文景时期韬光养晦积累下来的财富也被耗尽了。
司马迁自述心迹，说他写这些“负面”东西，是要留下一部信史，藏之名山，传之其人，“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不过，记录真相的阻力之大，时常超乎想象。这种阻力，不仅来自专权残酷的上层，还来自盲目自信的精英。
当时很多社会精英，恰恰认为武帝时期是大汉崛起的关键点，司马迁秉笔直书的这些东西，是他们所不愿看到的。一直到东汉时期，还有人说司马迁专写大汉的污点，《史记》是一部“谤书”，以武帝不杀司马迁为恨。
还好，史官的价值观还是一致的。他们互相抱团取暖，推崇司马迁的史书为“实录”，并将他作为太史、南史之后秉笔直书的新榜样。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朝代更替与皇帝轮换，跟走马灯似的。乱世中，无道之事更多，对史家的考验更大。这时候，出了不少有骨气的史家，气概直追春秋史家。比如，写晋代历史的孙盛，面对权臣桓温的灭门威胁，仍然坚持不删改桓温在枋头吃败仗这段不光彩的历史。
孙盛算幸运的，崔浩就真的遭到灭门夷族，堪称当时影响最大的史官血案。
崔浩深得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器重，奉命修撰当朝史书。拓跋焘特意叮嘱他，要“务存实录”。崔浩没揣摩皇帝这四个字是故作表态呢还是真心实意，就当起了当代司马迁，把拓跋氏不光彩的历史，一五一十写了出来。书成之后，他还好大喜功，命人将这部史书刻石立碑，任人观看。
拓跋焘大怒，命人将崔浩收监，让数十个卫士轮流在他头上大小便。备受羞辱之后，崔浩惨死狱中。不仅如此，崔浩家族及其联姻的大族，都被灭门，这起史官惨案牵连受戮的人以千计。
这件事，给史官群体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心理阴影。
李世民改变了史官的历史
史官的另外一个阴影，是李世民造成的。李世民几次要求调看起居注，装作是一个历史小白，实际上，他对历史的功用和控制，精通得很。
历史上，权臣监修史书的制度，正是从李世民执政时期开始的。通常由皇帝安排一个亲信大官，作为官方修史活动的总负责人，这样有利于当局对国史修撰进行控制。
这个恶例一开，以后正直史官求取真相的空间就缩小了。国史监修作为总把关人，第一要务是把不利于当朝的记录，全部删削干净。
真相不能当饭吃，所以不是监修们首先要考虑的。安全才是。
李世民最终还是通过宰相、国史监修房玄龄看到了自己的起居注。这么多年来，他执着地要看起居注，其实是惦记着历史会怎么阐述他发动的玄武门之变。
史官对此心知肚明，经过紧急删改后，呈给李世民。李世民看到自己最关心的玄武门之变写得很隐晦，语焉不详，就对房玄龄说，我当年发动玄武门事变是为了安社稷、利百姓，史官干嘛要隐讳呢？
房玄龄是聪明人，不会傻到跟崔浩一样听不出皇帝的弦外之音。他立马心领神会，安排人按照皇帝定下来的基调——玄武门事变是安社稷、利百姓的好事变——重写这段历史。
我们今天看到的正史，把前接班人李建成写得一无是处，把杀兄夺权的李世民写得那么伟岸光正，就是这么来的。
本报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