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社区教育改善青年婚恋意愿的对策研究
摘要：当前青年婚恋出现晚婚、不婚倾向，初婚年龄推迟、生育率走低，影响家庭幸福、人口结构与社会发展。培育新型婚育文化，引导青年婚恋观迫在眉睫。当下青年婚恋呈现多重特征：行为上，初婚年龄推迟、婚姻模式多元化；观念上，个体化诉求强化与功利化倾向并存，存在“知行分离”现象；社会层面，经济压力与性别角色认知带来双重困境，核心家庭模式转变还导致家庭观念淡薄，使青年面对婚恋压力缺乏缓冲空间。社区教育在引导青年婚恋观中面临资源供给与需求多元的矛盾。为此，要构建标准化与专业化并重的社区教育供给体系；构建需求导向与技术赋能并重的服务模式，融入青年日常活动，联动社区资源，打造特色品牌活动，营造健康婚恋文化氛围。
关键词：青年婚恋；社区教育；婚恋焦虑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中讲到：“要积极培育新型婚育文化，加强对年轻人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的引导，促进完善和落实生育支持政策，提高人口发展质量，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随着社会发展和家庭结构的变迁，持有晚婚甚至不婚婚恋观的青年日益增多，生育率和初婚年龄持续走低，人口自然增长率不断下滑。这一现象不仅关系到个体家庭的幸福与稳定，也直接影响着国家人口结构的优化与长期均衡发展。面对现实挑战，亟需积极培育新型婚育文化，加强对年轻人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的引导。
社区教育作为连接个体与社会的重要桥梁，具有贴近青年生活、传播主流价值、营造良好氛围的独特优势。通过社区教育途径，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婚恋教育活动，有助于增强青年群体对婚姻家庭的认知与信心，激发其婚恋意愿与生育动机，推动形成包容、健康、积极的婚育文化氛围。因此，研究如何通过社区教育助力提升青年婚恋意愿，不仅是应对人口发展难题的重要路径，也是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与家庭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关键举措。
一、青年婚恋现状分析
当前青年婚恋行为的代际转型，既是社会现代化进程的直观反映，也是经济压力、文化观念变迁与制度性约束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转型的表象是初婚年龄推迟、婚姻模式多元化，但其深层逻辑却指向个体自由追求与社会结构性矛盾的剧烈碰撞。一方面，青年群体通过延迟婚育、重构婚姻模式、强化自主选择权等方式，试图摆脱传统框架的束缚；另一方面，经济资本积累的困境、性别角色认知的分化以及制度性支持不足，又不断压缩其选择空间，形成“高期待与低现实”的矛盾张力。这种转型不仅关乎个人幸福，更成为影响人口结构、社会稳定与文化传承的关键变量。
（一）婚恋行为的结构性变迁
青年婚恋行为的变迁，本质上是经济压力与个体生存策略博弈的产物。初婚年龄的持续推迟，成为这一博弈最直观的注脚。根据《中国婚姻家庭报告2023》数据，男性初婚年龄从1990年的23.59岁推迟至2020年的29.38岁，女性从22.15岁推迟至27.95岁，结婚登记数较2013年下降近50%。这一趋势的直接诱因，是住房、教育、就业三座大山的叠加效应：一线城市房价收入比超20倍，青年需通过延迟婚育积累首付；教育成本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较高，迫使青年优先完成学业与职业积累；而就业市场的“35岁门槛”与“996工作制”，则进一步挤压了婚育的时间窗口。
在初婚年龄推迟的另一面，是婚姻模式的多元化重构。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婚姻框架逐渐瓦解，同居、重组家庭、丁克家庭等非传统形式被广泛接受。这种多元化的背后，是青年对婚姻本质的重新定义：婚姻不再被视为“人生必选项”，而是“基于情感与责任的自愿选择”。然而，非传统婚姻模式的兴起也暴露出传统婚育伦理的适应性危机：同居关系缺乏法律保障，重组家庭面临亲子关系复杂化，丁克家庭则可能遭遇社会舆论压力。这种“解构容易、重构难”的困境，反映了青年在追求个体自由与应对社会风险之间的艰难平衡。
（二）婚恋观念的代际冲突与价值重构
青年婚恋观念的转型，集中体现为个体化诉求的强化与功利化倾向的并存。在择偶标准上，青年群体更强调自主性，注重价值观匹配与精神契合，而非传统“门当户对”或父母安排。这种转变与教育普及、城市化进程密切相关：高等教育使青年具备独立的经济能力与思想体系，城市化则提供了脱离原生家庭控制的物理空间。然而，个体化诉求的强化也带来了新的矛盾：青年在追求自主性的同时，可能因过度理想化婚恋标准而陷入“选择困难症”，导致婚恋市场“高不成低不就”的现象加剧。部分青年甚至因追求“灵魂伴侣”而长期单身，形成“主动不婚”群体。与自主性诉求并行的是功利化倾向的抬头。择偶时，学历、职业、住房等物质条件权重上升，而责任感与忠诚度认知趋于模糊。青年在婚恋选择中存在“知行分离”：一方面追求物质保障，另一方面却忽视婚姻中的责任与情感投入，导致“闪婚闪离”现象频发。这种功利化与责任认知的悖论，暴露了青年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对婚恋本质的认知迷茫。
（三）社会结构性矛盾的传导效应：经济压力与性别角色认知的双重困境
青年婚恋困境的深层根源，在于社会结构性矛盾的传导效应。经济压力的双重挤压，使青年陷入生存焦虑与婚育成本的正向循环。一线城市房价收入比超20倍，迫使青年通过延迟婚育积累首付，形成“先立业后成家”的生存策略。这种策略虽短期内缓解了经济压力，却导致婚育窗口期缩短，加剧了“剩男剩女”焦虑。更严峻的是，经济压力的传导效应还体现在婚育成本的结构性失衡上：育儿成本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较高，且截至2023年底，全国千人口托位数达到3.38个，共有托位477万个，全国实际入托率仅为7.86%。为应对这一困境，青年不得不采取“选择性婚育”策略，例如优先生育一孩、推迟二孩计划，甚至放弃生育。这种策略虽减轻了短期经济负担，却可能加剧人口老龄化与社会抚养比上升的长期风险。与经济压力并行的是性别角色认知的分化。女性对“男主外、女主内”分工模式的认同度下降，但职场性别歧视与家庭责任分配失衡仍制约其婚育决策。部分女性选择“晚婚晚育”甚至“不婚不育”，而男性则因经济负担加重而降低婚育意愿。
（四）“核心家庭”导致家庭观念淡薄
在传统社会中，大家庭模式占据主导地位，几代人共同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家庭成员之间联系紧密，情感纽带深厚。家族中的长辈在家庭事务中拥有较高的权威，能够给予年轻一代在婚恋、生活等方面的指导和支持。这种大家庭模式塑造了浓厚的家庭观念，强调家族的延续、亲情的维系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扶持。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迁，核心家庭逐渐成为主流家庭模式。核心家庭通常由夫妻和未婚子女组成，家庭规模缩小，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相对简单。
核心家庭模式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给青年婚恋和家庭观念带来了冲击，导致家庭观念淡薄。核心家庭使得家庭支持系统弱化，削弱了家庭责任的传承，影响了家庭文化的传承，还使得青年在面对婚恋压力时缺乏足够的缓冲空间。
在核心家庭中，父母往往是青年唯一的依靠。然而，父母的经验和观念可能存在局限性，无法满足青年在婚恋中的多样化需求。由于家庭规模小，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相对单一，青年在婚恋中遇到问题时可能缺乏足够的倾诉对象，增加了婚恋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其次，核心家庭削弱了家庭责任的传承。青年与长辈的接触相对较少，缺乏这种直观的家庭责任教育。他们更注重个人的感受和需求，对家庭责任的认识不够深刻。再者，核心家庭影响了家庭文化的传承。由于家庭成员的减少，家庭文化的传承面临着困境。青年可能对家族的历史和传统了解甚少，缺乏对家庭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在婚恋中，他们可能更倾向于追求个人的自由和独立，而忽视了家庭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导致家庭文化的断层。此外，核心家庭还使得青年在面对婚恋压力时缺乏足够的缓冲空间。青年往往需要独自面对婚恋中的各种问题，压力得不到及时的释放和缓解。长期处于这种高压状态下，青年可能会对婚恋产生恐惧和逃避心理，进一步加剧了家庭观念的淡薄。
二、社区教育背景下青年婚恋观特征分析
在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社区教育作为连接个体与社会的关键纽带，其功能转型与青年婚恋观演变呈现出深刻的互动关系。当前，社区教育在应对青年婚恋困境时面临结构性矛盾：资源供给的有限性与青年需求的多元性形成张力，功能转型的迫切性与现实困境的顽固性相互掣肘。这种矛盾既折射出社会转型期价值体系的重构压力，也暴露出社区教育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适应性短板。
青年婚恋观在社区教育场域中呈现需求分层化与行为“知行分离”的双重矛盾。需求分层化集中体现为城乡、代际与性别差异的多维叠加：一线城市青年因高生活成本更关注婚前财产公证、同居权责等法律议题，折射出风险规避需求；农村青年则深陷彩礼博弈、代际冲突等现实困境，体现传统婚俗与经济压力的张力；代际差异进一步加剧需求碎片化，90后倾向通过社区教育解决恐婚心理与亲密关系维护等情感问题，而80后更关注育儿分工与家庭经济规划等实践议题。这种多维度分层要求社区教育建立差异化供给体系，但当前“一刀切”的课程模式导致供需严重错位——农村社区开设的“高情商沟通”课程因脱离实际需求而无人问津，城市社区推出的“彩礼谈判技巧”课程则因内容浅显遭青年诟病，资源浪费与需求抑制形成恶性循环，凸显教育供给对需求异质性的系统性忽视。
行为实践的“知行分离”则揭示了认知进步与行为倒退的深层悖论。尽管超六成青年在社区教育中认同性别平等与家务分担理念，但实际婚姻中女性家务劳动时间远超男性，折射出社会文化结构对行为的刚性约束。更关键的是，社区教育未能与家庭、职场形成协同干预网络，对婚恋行为的干预局限于个体认知层面，而忽视产假政策、育儿支持等制度性障碍的制约，导致教育效果难以转化为行为改变，暴露出社区教育在结构性变革中的无力感。
价值取向的矛盾性进一步加剧了教育困境：青年在社区教育中既支持婚姻自主权、性少数群体权益等现代议题，又因养老压力、社会评价等现实顾虑对丁克家庭、不婚主义等选择存有疑虑。这种个体自由诉求与社会责任束缚的交织，实质上反映了现代化进程中个体化与集体性需求的冲突。社区教育虽能传递自由价值观，但无法消解青年对传统家庭责任的焦虑。不婚主义虽吸引青年参与，但多数人最终仍选择“妥协式婚姻”，暴露出教育在价值引导与现实支持联结机制上的缺失。更深层的困境在于，社区教育未能搭建个体自由与社会责任间的平衡框架，导致青年在追求自我时面临社会孤立风险，在承担责任时又陷入自我压抑困境，最终形成价值认知与行为实践的双重撕裂。这种矛盾性不仅削弱了社区教育的效能，更折射出社会转型期个体化需求与结构性约束的深刻张力。
三、社区教育优化路径与政策建议
社区作为青年日常生活的核心场域之一，其教育功能具有贴近性、灵活性和持续性优势，是优化青年婚恋支持体系的重要突破口。当前社区教育在青年婚恋观引导中存在系统性缺陷。教育供给碎片化导致知识体系缺乏结构化整合，师资力量非专业化削弱服务公信力，需求侧分类机制缺失引发资源错配，制度保障体系碎片化制约长效发展。破解这一困局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塑服务内核，以需求侧精准施策优化资源配置，以制度保障体系构建强化政策效能，推动社区教育从“经验驱动”向“制度驱动”转型，最终实现青年婚恋价值观重构与社会文化生态优化的双重目标。
（一）构建标准化与专业化并重的社区教育供给体系
构建标准化与专业化深度融合的社区婚恋教育供给体系，需以教育生态重构为核心，通过课程体系模块化、师资队伍专业化联动，推动教育模式从知识灌输向能力赋能转型。
构建互补型服务网络，专家级师资组建“婚恋教育专家库”，承担课程设计、疑难咨询等核心职能，通过“婚恋咨询个案督导”制度确保服务质量标准化。吸纳情感博主、平台运营者等实践主体，以短视频、直播等形式传授“约会心理学”“社交软件使用技巧”等实用知识，形成“理论—实践”互补服务模式。志愿者级师资招募社区退休教师、热心居民，通过“婚恋教育志愿者培训计划”系统学习沟通技巧与伦理规范，建立“服务积分”制度激励参与，形成“专业—基层”联动服务网络。
（二）构建需求导向与技术赋能并重的服务模式
深化需求精准识别，利用社区网格化管理基础，结合线上问卷，持续精准刻画辖区内不同青年群体的婚恋现状、核心需求与痛点。同时充分借助数字平台的力量推动资源整合，精准把握青年婚恋状况，推动民政、妇联、教育部门构建高效协同的数据共享平台。民政部门掌握的婚姻登记信息，详细记录了青年婚姻状态、结婚时间等基础信息，教育部门掌握的社区活动参与度数据，通过分析青年参与婚恋、家庭相关社区活动情况，了解他们对婚恋知识的接受程度、社交能力及参与婚恋实践的意愿。
立足社区治理的特有优势，通过对适龄青年进行体系化、数字化、社交化的社区教育，将婚恋教育元素巧妙融入青年日常高频活动，通过与读书会、技能培训、公益志愿活动等社区活动场景进行融合，设计促进青年男女交流与协作的环节，以及促进年轻家庭生养意愿与行为的主题。同时联动社区资源，创建培育积极青年婚恋观的文化活动，将优质婚恋教育课程和服务送进周边企业、商场、园区，解决青年“工作忙、圈子窄”的问题。打造特色品牌活动，持续举办有吸引力和影响力的社区婚恋文化品牌活动，营造健康积极的社区婚恋文化氛围。●王晶鑫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山西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