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人学各人的本事，各人过各人的生活
李成俊（1923—2021））山西榆次人。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工作。历任榆次路东抗日政府二区公所助理、三区副区长、四区区长、五区区长，和顺县人民政府硝磺局副局长、工商科长、专署工商科副科长，广东茂名县副县长、县长，援越顾问团助理，广东省总工会劳保部副部长，榆次县委工交部主任，榆次县农机局局长，榆次县革委副主任，榆次县人大副主任。1982年离休。讲述人：李建武 讲述时间：2022年8月12日 整理人：周至
各人学各人的本事
父亲李成俊出生在山西省榆次沟口村。沟口村离榆次城三十多公里，村子不大，却在通往和顺、左权和去往邢台方向的交通线上。20世纪30年代，爷爷奶奶在村口开了家车马店，补充家用。来往的商人都在这儿打尖住店。父亲弟兄四个，他在家行三。那时，父亲在长凝镇上学，住在他舅舅家——如果不是日本鬼子侵略，父亲或许会一直读书，当个识文断字的读书人。
榆次地处三晋腹地，交通锁钥，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榆次路东地区是我党开展抗日战争的最前沿，是太行抗日根据地的重要门户，是对敌斗争的前哨阵地，八路军、日军、伪军、晋绥军同时并存，呈犬牙交错之势，抗战斗争尤为残酷激烈。
早在抗战之始，父亲就在村里当过儿童团团长、村长，积极投身抗战宣传等活动。1940年8月，父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十七岁的父亲参加革命。
父亲乳名小玉，抗战时，化名李效鱼，是当地有名的“神枪手”。20世纪60年代，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游击队长》一书是以父亲的老战友王鸿岗为原型，书中对“神枪手”有一段描述：“早在大‘扫荡’以前，鬼子雄心勃勃、气焰万丈的时候，王岗旦（王鸿岗化名）的名字就使敌人闻之丧胆。他那支游击队的战斗故事，像神话似的在人们口中流传。现在更厉害了，打得鬼子无法招架。有一回，榆次城东门楼上的膏药旗倒了，一个鬼子爬上去扶，王岗旦在城外看见了，端起枪一下就打在鬼子的脑壳上。鬼子上去一个，被王岗旦消灭一个，鬼子明知道是王岗旦打的枪，但是干着急没办法，谁也不敢再往上爬……”时任榆次路东根据地四区区长的王鸿岗在回忆录中对其儿子说过：“张冠李戴，但事实存在，那枪都是你李叔打的。他从参加革命后就喜欢摆弄，他是真正的神枪手。有一次在南赵碉堡除‘歪脖子猴’，往碉堡枪眼子里打枪的就是李成俊。”晋中解放后，王鸿岗曾担任榆次县第一任县长。他比父亲大一岁，抗战时期，两人“跳墙上房，串沟走壁，神出鬼没，打击日寇”，是父亲一生无话不谈、肝胆相照的老战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父亲历任和顺县人民政府硝磺局副局长、工商科科长、财委秘书，榆次专署行政干部学校班主任、专署工商科副科长。1952年，父亲奉命南下，带着母亲和大哥到了广东，先后担任茂名县副县长、县长。后前往越南帮助当地政府搞土地改革，担任援越顾问团顾问助理。回国后，父亲被分配到广东省总工会任劳保部副部长。这期间，因水土不服，潮热天气使他患上肺结核。
1960年，父母带着三个儿子举家返回老家——山西榆次。这是父亲战斗和生活过的地方，有他的亲人和熟悉的山川沟梁。
回到榆次后，四哥、我和妹妹相继出生。父亲对我们兄妹六人要求严格，一视同仁。他给后辈立下的规矩，成为我们兄妹们恪守的家训。在外人眼中，父亲并不寡言，与相熟的战友讲起话来滔滔不绝，但他面对子女时却像“冷面包公”。
小时候，家里来了客人，父亲就把我们支开，从不让家人在场。等我们都长大，成家立业了，他才对我们说，工作上的事情不能让家人，尤其是孩子参与其中，这就是原则性。父亲原则性极强，不肯变通，有时甚至让我们觉得有些不近人情。记得有一年秋天，老家村里的支书来我家，带来些苹果和山上的小果子，并不是什么值钱东西。可父亲却拉下脸，说：“搞歪门邪道，以后别登我家门。”还把东西给扔到了院子里。
“占小便宜吃大亏，你们要时刻警惕。”父亲极少和我们谈天说地，更不会摆事实讲道理，他只是简明扼要地说出他觉得我们必须要遵守的规矩。岁月证明，他是对的。我们后代要做的，就是谨记家训。
在我看来，很多时候，父亲并不称职，他有着典型的大家长做派。家里的事情基本不管，是个“甩手掌柜”，虽然不怎么发脾气，也很少训斥人，但他几乎没有个笑脸，不怒自威，让人生畏。从我记事起，他就很忙，差不多一个月回来一次，长大后，听说那时他在修318省道。
那些年，父亲当过中共榆次县委工交政治部主任、政治部部长，榆次县农机局局长，这期间，负责榆次县筑路指挥部，参加山区建设、修路治水，忙得脚不沾地。有一年暑假，父亲把三哥、四哥和我带到榆次东边蔺郊村的水库工地。我们坐大卡车出城，父亲坐在驾驶室，我们三个和工人们坐在车槽里，刚过了长凝村，父亲就下车，挥手让车走，他自己下车步行，要沿路看工程情况。那一段路少说有十里地。工人们说，你们父亲很认真、较劲，凡事要亲力亲为——怪不得他累呢！
到了工地，父亲的安排更是出乎我们预料，他把我们三个交给带工的队长，说：“给他们安排些活干。”队长看了一眼又瘦又小的我，一个劲儿地说：“这么小，还没有铁锹高呢，让孩子受这个罪？”
可我觉得，父亲从来没有把我们当小孩子看过，他的感情从不外露，从没有过惜子的情况。
母亲一个人管我们兄妹六个，实在忙不过来，她就辞去公职，回归家庭。有一年过年，我们跟着邻居叔叔自造烟花，不想发生了意外，都惊动了派出所。小时候住排房院——外人称老红军院，住的都是革命干部，谁家孩子有个事那可了不得，立刻全院都知道了。不用说，母亲将我们兄弟几个好一顿收拾。父亲还未出马，母亲就将我们收拾得服服帖帖。教训深刻，终生难忘。此后每次做事就要思考一下：该做不该做，会不会惹事。
那年头，当兵和开车最吃香，可父亲不肯张嘴求人找关系。大哥当年想走推荐上大学的路，母亲也说大哥脑子好、爱学习，是上大学的料。可父亲却摇头说：“我一辈子不给组织添麻烦，你们各人学各人的本事。”无奈的大哥只好去了修文砖厂拉平车……
遗憾的是，母亲1977年病逝，那年我上初中，妹妹刚上小学……我和妹妹被送回和顺的姥姥家。在和顺待了半年左右，因为要上学，才又回来。之后的很多年，父亲照样忙，几天不见面也是常有的事。我们兄妹几个“抱团取暖”，彼此拉扯着长大。大哥、二哥相继结婚，住得也近，嫂子们也经常回来照顾我们，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也一点点长大。
1982年12月，父亲离休。1984年，我们搬家到榆次区休干所，上下两层楼，带前后小院，条件比过去好了许多。1981年，我十六岁高中毕业，招工到晋华纺织厂，当了学徒工。后来带薪上了三年职工大学。这期间，有个机会可以报考税务局，我问父亲要户口本。他不悦，说：“学个技术吧。别去那些油水大的单位，小心把人学坏了。”他发了话，我只好听他的，乖乖去学技术。
父亲特别尊敬有技术的人，觉得当个工人，有个过硬的技术比啥都强。我四伯就是父亲佩服的人。四伯没啥文化，是镇上农机站的技术员，他的四个儿子个个能干，还盖起四座院子……父亲希望我们几个也能凭本事吃饭，不走歪门邪道，不占公家便宜。
各人过各人的生活
父亲住的休干所按规定配备有司机，老干部用车只要向老干局报备，按里程数付钱就行。有段时间，有人提意见：“怎么司机们被老李一叫就走？”原来是有的人执行政策不严格，常常用了车不给结账；而父亲很自律，每回用完车都主动去财务交钱，从不拖欠。
父亲上班那阵子，小年轻都愿意和他出差，因他有个不成文的约定：吃饭时，挣得多的掏钱。因此，出差时饭钱差不多都是他出，自然受欢迎。其实，父亲在1982年离休时，工资就一百多块钱，家里孩子多，需要用钱的地方也多，并没多少积蓄。我结婚他给了六百块钱，妹妹结婚他给了两千块钱，但我们兄妹从没有因为钱多钱少有过冲突。即便父亲后来再婚，搬到继母那边生活，也是互谅互让、和睦相处。
父亲对子女很严厉，但我们都能理解他的良苦用心。我们兄妹虽然都是普通职工，但令父亲欣慰的是，他的儿女们都遵纪守法、老实本分、宽厚谦让。我们兄妹之所以团结和睦，与父亲奉行的父子有亲、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原则不无关系。
我们家四代同堂，二三十口人，逢年过节聚餐要准备三桌。起初，父亲怕花钱，不让到外头吃饭，后来家里人越来越多了，才改到饭店聚餐。
我们兄妹六个，下一代有七个孩子，无论谁考上大学，父亲都资助一万块钱。他常说：“我是无产者，什么都不留给你们。你们各人过好各人的生活。”我们兄妹也就从不指望父亲，各自埋头经营自己的光景，不计较、不生事。
父亲不抽烟不喝酒，是个非常节俭的人，他最讨厌浪费、奢华的生活。在他看来，能吃饱就行，能穿暖就好。他既不和别人攀比，也不让我们攀比。父亲并非小气的人，他只是将钱花在他认为重要的地方。2008年，汶川地震后，父亲拿出为数不多的积蓄，捐了五千元；随后，还交了两万元特殊党费。据说本来打算交更多，怕其他人难为，就少交了。
父亲还给老家的沟口村山上的一个自然村——猫儿岭捐过一大批树苗植树造林，改善居住环境。父亲和这个村子的渊源，要从1942年说起。抗战相持阶段，路东抗日根据地极端困难，四区地处抗战交通要道，斗争环境尤为恶劣。父亲在一次执行任务时负了重伤，被安置在猫儿岭村的一个山洞养伤，因敌人随时会来“扫荡”，组织上就派村里的一位大娘给他送饭。那是个冬天，山上啥也没有，大娘一天不落地坚持两个多月，天天给父亲送饭……“没有她送的饭，我怕真熬不过去。”父亲始终念念不忘，曾带了我们全家去猫儿岭村，那次正赶上中秋节前，父亲让我们准备了月饼、糕点等，和大娘的后人叙旧谈天，他难得地动容、动情。
二十年前，国家住房改革，休干所的房子要卖给个人。虽然我结婚后一直住在这里，但我不敢造次，等着父亲发话，可他就是不开口，直到哥哥们批评我：你再不主动，小心“老领导”生气。听了这话，我心里才踏实了，赶紧交钱过户。我心里明白，哥哥们这是向着我，父亲之所以不开口，是担心我们兄弟间会因为房子闹矛盾、生嫌隙。这在别人家可能要争个你死我活，但在我家是兄友弟恭，各做各的事，各尽各的责，有商有量，和和气气。
一楼的主卧我一直给父亲留着，这里永远是他的家。父亲生命中的最后几年，是搬回家来住的。我年近七旬的大哥，还有在上班的妹妹，几乎天天过来照顾父亲。其他兄弟和家人一有空就会来看望、陪伴父亲。我们夫妻更是毫无怨言、尽心照料父亲。我爱人是医生，方便照顾老人。我们始终觉得，不是父亲跟着我们过，而是我们跟着父亲过。
私下里，我们兄妹称父亲“老领导”，但当面还是规规矩矩叫“爸爸”。二哥快七十岁了，抽烟都要避开父亲，到外头院子去抽。
父亲喜欢运动，特别是喜欢门球和八段锦。他是国家一级门球裁判员，我们干休所的门球场，就是在父亲号召、争取下建成的，后期还吸纳了其他单位的投资，成为榆次最大、条件最好的门球场地。
父亲到九十多岁时，脑子都很清楚。很难想象，他在年轻时是得过肺结核的人。他大事清楚、小事糊涂的豁达，不远不近、不亲不疏的处世原则，言必行、行必果的磊落风格，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2021年12月9日凌晨五点，父亲在子女的守护下，安然离去。父亲的一生，是坚守信仰、对党忠诚、坚持党性的一生，是勤勉做事、公道正派、勇于奉献的一生，是清廉为民、团结同事、平易近人的一生，是坚持原则、独立坚强、耿直为人的一生。他不愧为党的好干部、同志们的好同事。这是父亲的骄傲，也是我们做子女的骄傲！
中元节一早，我们兄妹几家人去晋中市殡仪馆祭拜父亲。在回程的路上，二嫂颇有感触地说：“以前不觉得、不理解，如今想想，还是觉得老人家的那一套是对的！”其他人也都颔首赞同，追思之情油然而生。
感恩父亲！
摘自《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我的红色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