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的“传家宝”

董兴泰（1927—2018）山西晋城人。1943年11月，入伍，在八路军三八六旅老二团（七七二团）三营十连当战士；1944年11月，在士敏独立团五连当通信员；1945年10月，在二十一团一营营部任班长；194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2月，在晋冀鲁豫军区第四纵队十旅三十团一营二连任班长；1947年2月，在十旅三十团一营二连任副排长；1948年2月，在十旅三十团一营二连任排长；1949年8月，在第二野战军十三军一一一团一营二连任副连长；1950年1月，在一一一团一营二连任连长；1951年7月，在三十七师警卫连任连长；1952年12月，在重庆第一高级步校四大队十五队学习；1957年2月，在成都军区公安内部二团一营任营长；1959年12月，在成都军区二团二营任营长；1960年12月，在成都军区歩兵二团司令部任参谋长；1963年，在万县市武装部任部长；1976年起，先后在长治市物资局任副书记、调研员。1990年离休。
讲述人：董爱萍 董文学 讲述时间：2023年4月17日 整理人：江雪

贫苦逼父亲走上革命道路

　　在父亲的记忆中，最苦的日子莫过于1943年，那是他不堪回首的一段经历。父亲是山西晋城泽州县南村镇山底村人。山底村虽然地处平原，土地肥沃，每到夏日，一眼望去，田野中碧绿的庄稼恣意生长，一片生机，但没有一片属于我的爷爷奶奶，他们依靠给地主当长工勉强维持生活。1927年，父亲就出生在这个赤贫的家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父亲很小就摇着羊鞭在山野间为地主放羊。
　　我爷爷奶奶都没读过书，是当时社会最底层的百姓，他们并不懂得“为穷苦百姓求解放、谋幸福”的革命道理。他们一万个不愿意让孩子当兵，因为谁都知道当兵打仗随时会死人。但他们太穷了，与其守在家里饿死，还不如出去谋条活路。1938年，大伯董占魁跟着部队走了。大伯在皮定均的部队当兵，解放战争时期在第四野战军。他随部队南征北战，后随部队到武汉，解放后曾在湖北黄石市城建局任党委副书记。让爷爷奶奶没想到的是，继1942年太行山大旱之后，1943年7月，一场蝗灾席卷太行山。遮天蔽日的蝗虫从河南飞入山西，如密布阴云，又如秋风横扫落叶，所过之处，寸草不生。
　　我的姑姑就是在那次蝗灾中被活活饿死的。那年，我父亲十五岁。秋天，看着颗粒无收的田野，爷爷对饿得走路都打晃儿的父亲说，孩子，你去当兵吧，好歹能有一口饭吃。如果我和你娘实在活不下去，我也去当兵……就是不知道部队要不要我这岁数的人，你去了帮忙打听打听……谁能想到，当父亲含泪告别山底村后没有几日，我们的爷爷奶奶便饿死在他们耕作了一辈子的土地上。买不起棺材，村里人就用两口大水缸，装殓了爷爷奶奶的骸骨。
　　1943年，八路军陈赓的部队正好转战在太行山一带。父亲找到部队，八路军三八六旅的首长看见父亲那么瘦小，就说：部队行军打仗很危险，也很费体力，你还小，过两年等身体长高些再来吧。父亲咬着嘴唇，不说话，硬是饿着肚子跟着部队走了整整一天一夜。那位首长看着父亲执着的眼睛，叹了一口气说，你这娃娃，意志还挺坚定，那就留下吧！就这样，父亲成了八路军三八六旅老二团（七七二团）三营十连的一名战士。因为年纪小，领导就让他当警卫员。
　　三八六旅是一二九师的主力旅，1941年8月归太岳纵队建制，司令员陈赓兼任旅长。听父亲说，他参加革命后打的第一场大仗就是上党战役，当时他就在长治屯留县老爷山打阻击战。那是1945年10月5日，国民党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率2.1万余人前来增援。刘伯承、邓小平首长采取“围城打援”的办法，组织太行、太岳和冀南纵队主力部队阻援，留地方武装佯攻长治。父亲回忆说，当时战斗打得非常激烈。老爷山阻击战，是上党战役最关键的一仗。根据父亲的零星回忆，我们推测，父亲参加的是当时陈赓的三八六旅。
　　1948年，为保卫抗战的胜利果实，改编为晋冀鲁豫军区第四纵队的三八六旅执行晋南方向作战任务，先后参加了闻夏、同蒲、临浮战役，三战三捷。之后，父亲所在部队参加了临汾攻坚战。临汾古城城墙坚厚，工事火力点相互交叉，被阎锡山称为“铜墙铁壁”，坚不可摧。所以，攻坚临汾之前，徐向前等部队领导决定先攻运城。在打洪洞县的时候，父亲右腿负伤。父亲的腿上一直留有巴掌大的那么一个坑儿，弹片到他去世也没有取出来。每到变天的时候，他的腿就疼，走路不得劲儿。父亲负伤后到后方医院养伤，但他所在的那个连，参加了解放临汾的战斗，那一场战役打得很惨烈，父亲所在连队战士全部牺牲。
　　随后，父亲又随部队南下参加了淮海战役。1949年4月，解放军二野第四兵团即陈赓第四兵团挥师渡江，南下承担大迂回作战任务，解放两广后又迂回到云南对蒋介石留在大陆的最后一支兵团实行打击，将这股敌人彻底歼灭于云南境内。之后，第四兵团第十三军、第十四军驻守云滇缅边境。父亲所在部队驻守云南时，他又与战士们一起参加了云南的剿匪任务。

父亲为我们留下“传家宝”

　　全国解放后，父亲被派到重庆第二高级步校学习。完成学业后，1957年2月，父亲被调到成都军区公安内卫第二团一营担任营长。这期间，父亲参加了西藏叛乱的剿匪任务。
　　关于这次剿匪经过，因为父亲被授予二等功，留下了一份珍贵的秘密文件。我们姐弟正是从那份文件中才认识到父亲的不同凡响的。1957年7月20日，父亲率领包括勤杂人员在内的五十人在冒火山的主峰遭遇了敌人。父亲正带领尖兵班前进的时候，尖兵组突然卧倒了。父亲看到这个情况，知道遭遇了敌人，于是他一面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做好战斗准备，一面继续侦察。他发现迎面走来六个叛匪，其后五六里处则有叛匪数十人。当时父亲判断走在前边的六人是敌人的尖兵，实际上大叛首昌托已率二十一个匪徒在我军未到之前已先过去了，父亲遇到的是在后边的部分叛匪。父亲查明敌情，看准地形，对部队战士做了简短动员。他指挥分队包围一股敌人，又把勤杂人员组成战斗小组，在山头上运动，以虚张声势，诱惑敌人。等敌人完全进入我军包围圈，他们突然开始冲锋，四十余叛匪被从天而降的解放军吓傻了，被迫放下了武器。而后父亲派少数几名战士看押俘虏，他带领分队迅速返至山上，包围后面那股叛匪。当敌人进入包围圈之后，父亲让会说藏语的战士喊话，宣讲平叛政策，敌人见大势已去，不得不交枪投降。父亲把这次遭遇战巧妙变为伏击战，被成都军区批准给予二等功奖励。
　　这份秘密表彰文件就像一面镜子，照耀着父亲血雨腥风的战斗岁月。父亲十多年南征北战，经历了无数次战斗，能一次次穿越枪林弹雨化险为夷，与他足够沉着、足够智慧又通晓战略战术有关。
　　父亲是一位正直、善良、不善言谈、非常低调的人。他戎马一生，却很少给我们讲他经历的战斗。我们所知道的他生前战斗的点点滴滴，都是他与别人谈话时偶然听到的，所以，我们连父亲参军后所在部队的番号都不清楚。也正因如此，这份秘密表彰文件，成为父亲“英雄”的印章，也成为我们家的“传家宝”。

父亲的豁达温情与正派

　　我们的母亲文金凤是山西洪洞人。当时，我姨夫在重庆第二高级步校担任政委，姨妈与姥姥带着母亲住在步校。因为都是山西人，在姨夫的撮合下，1954年，父亲与母亲认识并结了婚。他们二老一辈子互敬互爱，相敬如宾，从未红过脸。
　　随军的那段岁月，母亲几乎是居无定所，部队到哪里，她便与很多家属一样，流动到哪里，居住在部队的留守处。我大弟弟叫董和平，是因为当时我母亲居住在四川康定沪和县；二弟弟叫董万平，是因为父亲当时在四川万县工作；妹妹叫雅萍，是因为当时母亲住在雅安部队留守处，而父亲当时在西藏。
　　有一天，母亲向父亲提出“抗议”：为什么孩子们都姓你的姓，不能姓我的姓？新中国成立了，男女平等。我父亲一听就笑了，名字，就是一个符号而已，你要是喜欢，也可以姓你的姓嘛！1970年我（董爱萍）去当兵了，已经不方便改名字，我的弟弟妹妹都改了名字。我母亲姓文，大弟弟就把“董和平”改为了“董文学”，小弟弟改为了“董文武”，妹妹改为了“董文庆”。从我们姐弟们改名这件事上，足见父亲的豁达和对母亲的爱。
　　体现父亲性格豁达的还有一件事。1962年，那次自卫反击战本来父亲需要带部队去参战的，父亲当时已经是团参谋长，但他正好请探亲假回了山西洪洞，没有接到参战电报，于是他们团的另外一位领导带部队上了前线。那次战斗后，那位领导成了某部队司令员。20世纪70年代，他来我家看望我父亲，说到这件事。看着父亲昔日的部下成了父亲的上级领导，我们心里感觉酸酸的，有点不是滋味。但父亲对这件事却不以为然。他常说，相比于那些牺牲在战场上的战士来说，他能活着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就已经非常幸运了；至于当官，当什么官，都是为人民服务，并不存在高低贵贱。
　　正是因为对“官职”没有欲望，父亲才能坦然接受组织安排的各项工作。1963年，父亲因长期高原反应，身体不适，从野战部队到四川省万县担任武装部部长，而且一干就是十三年。那时候，父亲每天早出晚归，为当地民兵建设、征兵、复转军人的安置等做了大量工作。
　　那时候，很多复转军人因为工作得不到妥善安置，经常去找我父亲。父亲总是认真听取他们的诉求，热心帮他们联系用人单位，直到他们满意为止。我记得，无论在办公室还是家里，父亲总是被人追着问工作安排的事。我那时候小，看到摘掉帽星、领章的军人到家里来，就觉得烦，但父亲一直很有耐心，也总是和颜悦色。我与母亲说我的烦恼：父亲总是忙，难得回家来，与家人聚聚，但总有外人来，真讨厌。母亲耐心解释说，这是你爸爸的工作，是你爸爸应该做的。母亲还说，你啊，还只是看到一些复转军人到咱家来；我呢，晚上睡觉，听你爸爸说梦话，都是某某某，你的工作安排好了……
“文革”中，父亲常常利用工作关系，保护一些老干部。有一部电影《巴山夜雨》，里面有一位老公安，总感觉他很像我的父亲。我（董爱萍）清楚地记得，父亲曾偷偷把万县市的市委书记、市长等干部保护起来，让他们住到武装部。父亲不便出面与这些干部的家属联系，就让我（董文学）给他们到家里取东西、报平安。父亲还联系好船只，秘密安排武装部干事护送他们坐船离开万县，转移到老家山东。父亲帮助过的那些老干部恢复工作后，都与父亲成了好朋友。
“文革”后期，单位给父亲配有专车。除了上班或公事，平时生活大小事，父亲根本不用车。他还要求我们不能坐他的车，说车是给他配的，是国家的，我们还是小孩子，是家属，没有资格坐公车。
1976年底，父亲转业回到长治市物资局担任副书记，一直到离休。我（董文学）当时想不通父亲为什么要回到山西，四川是天府之国、米粮之川，山西有什么？在四川，95% 都是大米，而回到山西，一个月只有4斤白面，其余全是粗粮，粗粮就是些绿豆、黄豆什么的，从生活上无疑质量变差了。而且，父亲还从一个市级领导的身份调到了局副书记这样的职务上。但父亲母亲对山西的生活却是安之若素。他们认为落叶归根，比什么都强。何况，父亲对“官职”并没有兴趣。
我们小时候，父亲总是忙，我们几乎看不到他的身影，我们的学习基本靠自觉。但父亲对我们要求很严格。记得我（董文学）小学时，学校安排有忆苦思甜饭，都是些窝窝头、野菜什么的。我很怕吃这样的饭食，就偷偷溜回家，在家里吃饭。父亲知道后，找我谈话，严厉地说：必须跟其他同学一起在学校吃窝窝头，否则的话，你就不知道以前人是怎么过来的，不知道幸福生活多么来之不易。
别看父亲一直当领导，但生活中他非常节俭。记得那时候，妹妹董文庆的鞋破了，闹着要买新的；父亲并不惯着妹妹，带上她拿着鞋到大街上的修鞋摊上，把鞋修好，要求她继续穿，直到不能修补。那时候，我们骑自行车上学。自行车坏了，也是父亲推着到街上去修。看着他的背影，我时常想，父亲哪里有当领导的派头！
20世纪90年代，我（董文学）曾在物资局上过一段时间班。当时物资局效益好，就给我们每个职工配了一部手机。那时候手机很贵，我记得那部手机两万六千多元钱呢。手机贵只是一方面，话费也很贵。父亲知道后，认为手机是奢侈品，坚决不让我用。
父亲是一个很坚强的人。1990年，父亲得了脑梗，之后半身不遂，行动开始不便。在母亲的照顾下，父亲每天都要到楼下的小公园里走走。物资局家属院的楼没有电梯，父亲住在三楼，上下楼不方便，我们姐弟给父亲买了一套电梯房。父亲每天坚持锻炼，坚持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直到2018年，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
回忆父亲的一生，真的感概万分。父亲对我们很严格，经常教育我们要正派，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要艰苦朴素，珍惜粮食；要与人为善，为人低调，能帮助别人的一定要去帮。作为他的子女，在人生道路上，我们一直遵循他的教导做人做事，因为，这些都是父亲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摘自《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我的红色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