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真情道不得

　　我和毕星星老师都来自山西晋南地区，晋南地区撤销后，我在临汾市，他在运城市。不管是临汾，还是运城，都属于一个方言语系，说话都是一个味，我的口语往往被人误以为运城人。
　　都是晋南的，我在吕梁山上，他在汾河盆地的平原上。一个山上，一个山下。我在吃玉米面窝窝头的时候，毕星星吃的是白面馍馍。
　　言外之意，毕星星所在的平原地区富足，我所在的吕梁山区贫穷。不管富足还是贫穷都属于晋南，属于华夏文明的摇篮。
　　《河槽人家》于2020年出版，当时举办了一个规模不大但档次较高的研讨会，我应邀参加。时隔数年再搞读书分享会，足见这部散文集的价值。
　　这部散文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入手，经过详细的田野调查，以详实的史料和朴素的语言描述了作家生于斯、长于斯的高头村的风土人情、人文掌故，为读者展示了一幅晋南乡村的风俗画卷。会上，段崇轩老师提到了文学高度的问题。我想说，毕星星从乡村的村史入手，绝对做到了有深度的描写。一个乡村有完整的村史，村史中事无巨细地记录了各个方面，连粪票都不落下，足见这是一个富有文化的村庄——我们村就没有这样的村史记载，所以我写不出《河槽人家》这样的作品。毕星星从村史中，披沙拣金寻找到宝贵的写作素材，从而诞生了这部优秀的散文集。
　　散文，是一种门槛很低的写作形式，正因为门槛低，才拥有了广大的写作群体。事实上，门槛越低出成绩越难。就像智能手机时代，人人都会照相，都觉得自己是摄影家。会照相不一定是摄影家，会写散文不一定是作家。这就对写作素材的选择提出了挑战，什么东西能写，什么东西不能写，什么素材运用会产生好的效果，什么素材让人审美疲劳，都是需要选择和考量的。看似考验作者的眼光，其实考验的是思维能力、判断能力、艺术感觉等。当然，还有写作手法的选择，什么样的写作手法适合什么样的题材，从而实现双剑合璧的效果，这都是不可忽视的问题。
　　写作题材和写作手法，本身不存在落伍或先进的问题。不像有些人特意强调写农村题材落伍了，写亲情不时髦了云云，有些编辑公开反对这类题材的写作。一看见写父爱、母爱、乡愁的文章就条件反射般弃之如敝屣。
　　写什么、如何写，有时候的确存在一种跟风潮。不是编辑把作者带偏，就是作者把编辑带偏。比如，某个作家打破成规、大胆地采取了一种新的写作形式，编辑眼睛一亮，觉得有创新意识，于是便追着作家要稿子，刊物不惜版面、连篇累牍地给予发表。评论家也像发现新大陆地紧追不舍，一顿夸赞，溢美之词溢于言表。别的作者就开始模仿了，一个、百个、无数个跟风。一夜之间，这种形式的文章便风靡天下。这种跟风是一种机会主义的做法，是讨好编辑的投机取巧。我们不能妄加评论说当年所谓的知青文学、反思文学、大墙文学等文学流派产生是这种跟风所导致的结果，至少有这种嫌疑。我又想起改革开放初期，下海经商就不说了，单说农村。某个人在山里发现了一处铁矿，一村人都眼红，纷纷扛起铁镐进山找矿，庄稼也不种了。有的人确实找到了矿，发了财，有的人却空手而归，更有甚者抢夺别人的矿产。还有房地产开发，看见开发商赚钱了，不管原先做什么产业的，纷纷涉足房地产，后果大家都看见了。总之，不管做什么，一定要坚持自己，不要盲目跟风，只有适合自己的方式才是最好的。
　　毕星星的《河槽人家》是一部颇具社会学、历史学眼光，富有独立思考的散文力作。没有花里胡哨的炫技成分，有的只是扎扎实实的史料和真真切切的情感。由一个个个体入手，形成一个群体景观，展示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乡村的风貌，入情入理，合情合理。在追溯历史、回望过去的过程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由此证明，真正的文学，一定是能够打动读者心扉、能够启迪人生的作品。写作手法当然很重要，如果能把绝妙的写作手法与精彩的写作内容完美结合，必然会产生优秀作品。
　　毕星星一心扑在乡村，对乡村的历史进行了深入研究，至少说明他热爱生他、养他的那片热土。他是一个有情怀、有担当、有责任的作家。故乡给了他生命，他以文学的形式，还故乡以热望，他做到了。所以，我们向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作家致敬。高海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