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伉俪心相印

阮泊生（1916—2017） 河北蔚县人。1932年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 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10月至1938年11月，任中共山西灵丘县上寨区区委书记，中共蔚县县委委员、宣传部部长兼第二区区委书记，中共晋察冀第一分区地委秘书，中共浑源、广灵、应县中心县委组织部部长。1939年10月被晋察冀边区选为中共七大代表。1949年8月至1951年11月，任中共河北省通县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1952年1月至9月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1952年10月至1953年4月，任中共河北省委秘书长；之后任河北省委常务委员兼省委工业部部长、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副主席、河北省人民政府政法党组书记、河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等职；1979年4月，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88年2月，任山西省第五、六届人大常委会主任兼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是第五、六、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共七大至十三大代表，在中共九大、十大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1977年8月，在中共十一大上当选中央委员。1983年离休。

李健吾（1921—2019）山西临县人。1937年10月参加工作，193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10月至1938年12月任临县随营学校学员、妇救会委员；1938年12月至1940年10月任延安抗大、女大学员；1940年10月至1941年11月在延安中央社会部学习。1941年11月任西北中央局秘书处秘书、机要组长，察哈尔省四专二十二专署科员，察哈尔省宛平县一区委员会委员、副书记，平西地委党校校部教育干事，通县天津专区妇联会委员，河北省直属机关工委副主任，河北省工会劳保部、女工部副部长，吉林省有色金属地质勘查局人事处副处长、处长，中国黄金矿产公司政治部干部部部长。1971年12月至1975年8月任吉林省革委会工交办专职支部书记；1975年 8月至1979年7月任吉林省工交办工交部政工处负责人，1979年7月至1980年5月任吉林省石油化工局副局长；1980年5月至1983年10月任山西省劳动局副局长。1983年11月离休。
讲述人：阮虹 阮明 阮慧 阮勇 讲述时间：2022年8月30日 整理人：赵建雄

早年投身革命 喜结革命伴侣

我们的父亲阮泊生、母亲李健吾，都是20世纪30年代就投身革命洪流，积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老干部。他们毕生追求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始终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他们矢志不渝的坚强党性、无私奉献的为民情怀、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严于律己的道德品质、清正廉洁的精神风范、互敬互爱的伉俪深情，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父亲原名阮桂意，1916年6月出生于今河北省蔚县代王城镇水北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32年，年少的父亲，带着对革命的向往，考入蔚县初级师范学校。在校内，他受进步学生团体的影响和我党早期党员的指引，1932年下半年，十六岁的父亲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改名为阮泊生，立志“从此为革命事业漂泊一生”。此后，由于带头参加学潮，发动罢课，父亲只上了一个学期便被学校开除学籍。
1933年2月，父亲经共产党员余文运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以一名小学教员的身份作掩护，开始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同年，他参加了蔚县党的代表会议，被选为县委委员，负责蔚县第三区党的工作。1939年10月，父亲被晋察冀边区选为中共七大代表。1940年4月，父亲随一百多位晋察冀的党、政、军七大代表奔赴延安。他们为了避开敌人，只能走山路，抄小路，夜行军。4月的一个晚上，在通过同蒲铁路太原西南白水镇段后，与日军遭遇。敌人疯狂地袭击他们，他们立即撤下山路，从山沟里突围。过后清点人数，有的牺牲，有的受伤，有的被敌人俘虏，损失相当大。我们的父亲也受了伤，鼻子被弹片划了一个口子。幸存的代表们又历经几次险境，经过近两个多月的艰难跋涉，于6月初才到达目的地延安。
在延安，我们的父亲先后在中共中央党校和中央社会部学习，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机要秘书、机要科科长、秘书处处长。在西北局工作期间，父亲还不到三十岁，先后参加了“大生产运动”“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这些学习经历和工作历练，是我们父亲百年人生和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影响了父亲的一生，奠定了父亲毕生追求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基础。父亲一生为革命无私奉献，2017年2月2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太原逝世，享年一百零一岁。
1942年，我们的父亲在延安结识了革命同志、我们的母亲李健吾，不久，他们经组织批准，组成了革命家庭。之后，生育了一儿一女，也就是大儿子阮新星和大女儿阮虹。
我们的母亲李健吾，原名李香梅，也是参加革命后改的名字，寓意是“我要做一个有才能的人，为革命事业奋斗”！ 1921年12月，母亲出生于山西省吕梁临县临泉镇一个普通家庭。我们的姥姥很早就去世了，姥爷常年外出谋生，所以我们的母亲很小就跟她的封建思想比较严重的爷爷奶奶一起生活。1930年，我们的母亲上了临县第一初小，由于勤奋好学，门门功课都很优秀，每次考试几乎都是第一名。初小还没有毕业，她就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取了临县女子高级小学。在“女高”学习期间，母亲受到她的老师、中共地下党员高闻天的影响，开始萌发了反封建思想意识。1936年红军东征后，母亲对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特别是对共产党的“抗日救国”“统一战线”“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等主张积极响应，于是第一个报名参加了“牺盟会”，并成为“牺盟话剧团”的活跃分子，后来又参加“动委会”，带动一大批妇女同志投身到抗日救国的斗争中。1938年5月，我们的母亲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秋，她背着家人偷偷奔赴了革命圣地延安。
在延安，母亲先后参加了“抗大”“女大”和中央社会部学习，并结识了我们的父亲。共同的理想信念、共同的革命追求，让他们两个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很快便走到了一起。跟父亲结为革命伉俪后，母亲长年随父亲转战南北，先后在察哈尔、河北、天津、吉林、山西等地任职，长期从事组织人事、党员教育和干部调配等工作。离开延安后，母亲先后又生下两双儿女：阮明、阮亮、阮慧、阮勇。1949年前，因为条件艰苦、工作繁忙，母亲无暇顾及孩子，就把阮明跟刚满月不久的小女儿阮亮送到农村老乡家寄养，不料阮亮不幸染病夭折了。面对失去女儿的打击，我们的母亲悄悄抹去眼泪，继续加倍努力地投入工作。
母亲一生十分支持父亲的工作，她不怕吃苦、不怕受累，一个人挑起家庭的重担，一边工作一边照顾五个子女和家庭。母亲辛劳一生，经组织批准，于1983年11月在山西省劳动局副局长任上离休，安享晚年。2019年3月28日，母亲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享年九十八岁。可以说，我们的母亲为中国妇女的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贡献了她毕生的精力。
父亲和母亲，既是志同道合、并肩前进的革命战友，又是情投意合、互敬互爱的人生伴侣，他们伉俪情深，为我们树立了典范。

弘扬延安精神 永葆革命本色

父亲母亲对我们的教育非常严格。从我们记事起，父亲就配有专车，但他从来不让我们坐。在我们父母百年人生中，二儿子阮明跟父母聚少离多，在他们身边生活的时间比较短。因为父母革命工作忙，他从小就被寄养在农村老百姓家里，1949年后才被接回家。阮明十七岁被选上飞行员当兵走的时候，老师、同学都不知道他的家庭背景。记得阮明第一次从部队回来探家，在假期结束准备返回部队时，因为阮明是空军飞行员，工作危险系数大，母亲很是牵挂，就想送一下，便乘坐公交车把阮明送到了火车站。这是母亲唯一一次送孩子。
我们几个孩子，从上小学一年级开始，就都是自己坐公交车往返学校和家里，从来没有人接送过。最小的阮勇上学的时候，每次回家或返校，也都是自己坐有轨电车。阮勇年龄小，曾经问过母亲：“为什么爸爸的车不能接送我一下呢？”母亲的回答竟然跟父亲同出一辙：“车是单位配给你爸爸工作用的，怎么能接送你上学呢？那不是占公家的便宜吗？那是违反原则的。”
父亲母亲总是教育我们兄弟姐妹，生活要节俭，工作要努力，思想要进步，无论工作还是生活方面遇到什么困难，都要靠自己处理，不能有“等靠要”的思想，不能借着父母的职权搞特殊，更不能向组织伸手。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阮勇下岗了。当时，父亲是山西省委书记，母亲刚刚从山西省劳动局副局长位置上离休，我们劝说父母给弟弟重新安排一个工作，他们却说“按国家政策来，该怎么就怎么，不能搞特殊”，所以一点儿都不管。后来，弟弟阮勇就只能自谋职业，没有了固定工作。别人听了都觉得不可思议，朋友或同事们都说：“父亲是省委书记，母亲曾经是省劳动局副局长，自己的儿子竟然下岗没有工作？我们不相信。”可事实就是如此。我们兄弟姐妹五个，受父亲母亲影响，思想积极上进，都是共产党员，没有一个人利用父母的职权谋过私利，没有一个利用父母的关系调整过职务、待遇和工作环境。
父亲母亲这一对老革命，无论在对待工作、生活、学习方面，还是在对待家庭、子女教育方面，原则性都非常强。听母亲说，他们结婚七十多年来，从来没有吵过一次架，没有红过一次脸，无论遇到大事小事，偶尔会有意见分歧，也许会发生争执，但最后总能在相互沟通中达成共识。他们从延安结婚开始，就有“三个约定”：工作上要互相支持、互不干预；学习上要互相帮助、互相监督；生活上要互相关照、互相体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社会主义建设各项事业都遇到困难，国家号召党员干部降工资，父亲马上带头降，母亲也跟着申请降。虽然家里孩子多，生活负担重，母亲还是从大局出发，从支持父亲工作的角度出发。母亲省吃俭用，毫无怨言地把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
20世纪80年代，国家给老革命重新确定等级，相应地确定待遇。当时，国家的政策是以1937 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时间为界线，之前的就享受老红军待遇，之后的就享受八路军、解放军待遇。我们的母亲档案上是 1937年10月参加革命工作的，但是她1936年就参加了“牺盟会”“动委会”，领导当地妇女搞革命，按照国家有关政策，母亲应该算红军了，而且当初跟她一起从临县跑出来，奔赴延安的另外几位同志在向组织申请后，都落实了政策。他们把情况告诉了母亲，让她也去找有关部门申请一下，但母亲却说：“我觉得自己现在待遇也不错了，况且泊生又是省委主要领导，我应该支持他的工作，更不想给组织添麻烦。”父亲也是大力支持母亲的想法，所以，母亲就一直没有去申请，也一直没有改，因而级别和待遇相对比同期参加革命工作的其他同志低。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召开，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党中央提出要打破终身制，干部年轻化，号召老干部给年轻人让路。当时我们的父亲担任山西省委书记，为了支持父亲的工作，我们的母亲积极带头，主动提出申请，经组织批准，于1983年11月在山西省劳动局副局长任上愉快地退了下来。
我们的父亲母亲，党性原则非常强，特别是父亲，党组织决定的事，他坚决服从，不折不扣地执行。20世纪90年代，省里曾经下发文件，号召厉行节约，规定召开各种会议时，会务组原则上不安排本地参会人员吃住，父亲就带头坚决执行。有一次，阮明从部队探家回来，当时父亲在省人大任职，正好省里开“两会”，阮明以为这一次就见不着父亲了，没想到，吃饭的时候父亲回家了。阮明还以为父亲是因为他回来了想见见他才回来的。 （下转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