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路径

　　乡村文化振兴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一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1]。习近平文化思想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引。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以新质生产力来破解乡村文化振兴难题，激活乡村文化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推动乡村文化振兴从“输血式”向“造血式”发展转型，构建起价值引领、文化振兴和产业繁荣相统一的实践路径，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之路。
　　一、乡村文化振兴的价值意蕴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乡村文化振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以摆脱乡村现实困境为实践逻辑，在乡村振兴中使乡村有灵魂、乡愁有寄托、振兴有底蕴。新征程中，乡村文化振兴对于巩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根基、引领城乡融合发展、为乡村全面振兴“铸魂”具有独特价值。
　　（一）民族之根：乡村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根基
　　乡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和“基因库”，乡村文化振兴对于传承文化根脉、增强文化认同意义重大。在文化强国建设中，乡村文化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历史记忆、生产智慧和道德观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深厚的原生根基；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自信的“根基”所在。乡村文化振兴不仅是满足人民美好文化生活需要的基础性问题，更是建设现代文明乡村、筑牢民族复兴文化根基的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将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置于突出位置，为乡村文化振兴指明了发展方向。新征程上，要以乡村文化振兴来赓续中国文化自信之根脉，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抵制历史虚无主义、低俗文化等错误思潮的侵蚀，通过“双创”来守护民族文化根脉以解决认同危机。这既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铸魂工程，更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文化维度的必然要求。当前，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激发乡村文化特有的凝聚文化认同、规范生产伦理、重塑社会秩序的独特价值，推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乡村领域的生动实践，从而激活民族历史文脉，筑牢身份认同之基。
　　（二）繁荣之道：乡村文化是实现城乡融合的重要纽带
　　文化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集中体现，更是衡量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尺。乡村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活态基因库，其所蕴含的农耕智慧、非遗瑰宝与深厚乡愁，既是涵养城乡居民精神世界的宝贵资源，更是通过“两创”赋能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战略性文化资本。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把城市和农村生活方式的优点结合起来，避免二者的片面性和缺点”[2]。城乡融合不仅是城乡空间场域的物理连接，更是城乡文化维度的互动交融。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乡村文化振兴的逻辑起点在于明确认识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反作用，在消除城乡文化认知鸿沟的过程中，逐步将乡村文化的“软实力”转化为振兴乡村的“硬支撑”。乡村文化是实现城乡融合的重要纽带。乡村文化的“两创”实践正成为驱动城乡经济融合发展的新质生产力。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加速推动城乡之间文化与人才的双向流动与融合，推动乡村特色文化资源从“沉睡资产”向“创新资本”转化跃升，以文化新质生产力铺就城乡融合之路，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城乡繁荣新篇章。
　　（三）振兴之魂：乡村文化是乡村全面振兴的精神内核
　　文化兴则乡村兴，文化强则乡村强。乡村文化是贯穿乡村振兴全过程的精神主线，乡村产业振兴需要文化赋能、乡村人才振兴需要文化感召、乡村生态振兴需要文化支撑、乡村组织振兴需要文化浸润。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了乡村文化振兴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根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推动乡村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价值引领看，乡村文化承载着农耕文明的基因，是乡村全面振兴的精神内核与价值底色。乡村不能也不应成为城市的附庸，乡村的未来根植于自身独特的文化价值；要让乡村文化成为凝聚人心、赋能发展和支撑振兴的深层精神动力。从发展方向看，乡村文化振兴绝非孤立的文化活动，而是事关乡村发展全局的系统性工程。文化不再是乡村全面振兴路上的点缀，而应成为驱动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事关乡村全面振兴的方向与品质。从文化基因看，乡村文化是乡土社会的认同密码。新征程上，要引导农民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生产生活方式及交往方式上实现深层转变，以文化认同筑牢乡村振兴之基，推动形成契合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需要的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在乡村文化生态重塑中推动乡村社会文明程度实现新跃升。
　　二、乡村文化振兴的现实困境
　　新时代，乡村文化建设在乡村文化资源、公共文化服务、乡风文明、文化产业等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乡村文化振兴基础持续夯实。乡村文化振兴既要服务于文化强国战略需求，又要着眼于破解乡村振兴现实难题。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下，乡村文化振兴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但对照“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乡村文化仍面临着复杂的价值困境、机制困境、场域困境等诸多发展难题。
　　（一）乡村文化面临价值认同危机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推进和人口大规模流动，乡村“空心化”问题日益突出，农民群体的文化认同与价值体系受到冲击，乡村文化在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中面临着城乡认知落差和代际传承危机。一方面，乡村文化面临现代城市文化的冲击，部分乡村共同体意识弱化，难以凝聚起乡村振兴共识。乡村文化所蕴含的互助、礼俗等价值观念对城市文化所推崇的效率、竞争等价值观，容易陷入自我怀疑与自我否定。城乡认知落差使乡村文化陷入“身在乡村不知乡愁”与“身居城市心系田园”的外热内冷的尴尬境地。另一方面，在城乡发展差距和多元文化的冲击下，乡村传统农耕文化所孕育的集体观念、守望相助传统和勤俭美德等价值体系日渐式微。同时，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流，乡村社会失去了最活跃的文化创造主体，乡村文化面临“有形风貌易保全、无形文化难赓续”的困境，乡村文化在代际传承中面临断档风险和认同危机。乡村文化认同危机不仅是文化层面的困境，更深刻地影响着乡村振兴的凝聚力和发展动力。如何保持乡村文化的独特魅力，增强乡村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是当前乡村文化振兴面临的重要挑战。
　　（二）文化产业协同发展机制不完善
　　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文化振兴是重要支点。当前，乡村文化产业协同发展仍存在横向协同不足、纵向对接不畅的问题。实践中，体制机制供给不完善与文化产业创新不足，制约着乡村文化振兴的整体效能。一是文化产业创新保障机制不足。城乡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组织、技术、环境共享机制不完善，各产业经营主体各自为政，城乡文化产业链缺乏统一的统筹协调机制和稳定的利益共享机制，在经营理念、方式、利益分配等方面分歧较大。在部分地区，项目区域同质化程度高、乡村文化产业链条短，产业融合模式单一，难以保障乡村文化在“双创”要求下持续发展。二是文化产业协同机制不完善。文化产业融合缺少政策引导和统筹规划，城乡文化产业融合主体之间权责模糊、城乡文化要素流动机制不畅通；文化产业集聚效应不明显，乡村文化产业链与区域协同链薄弱；有些文化基地、文化设施利用不充分，无法为产业协同提供有效载体。在这种背景下，如何提升城乡融合的协同性，彰显文化振兴的体制机制优势，是乡村文化振兴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三）乡村文化发展在物理空间和数字空间面临双重落差
　　乡村文化创新发展不足成为文化强国建设的突出短板。乡村文化发展存在物理空间和数字空间的双重落差，缺乏既懂乡村文化又精通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使乡村文化资源转化能力不足，制约着乡村文化的有效传播。一是在物理空间，城乡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和文化服务差距明显。乡村文化发展参差不齐，呈现出成就与困境并存的特点。乡村文化基础设施与服务网络在政策推动下实现了快速覆盖，但文化服务的实际效能却出现“悬浮化”困境，农家书屋、文化活动室等利用率偏低，与乡村文化振兴需求不相匹配。二是在数字空间，城乡文化数字化发展不平衡。乡村文化在数字文化生产、传播与消费的全链条中处于结构性弱势地位，平台设计存在城市模板化倾向。乡村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各类本土文化资源难以有效整合；乡村文化人才断层，数字内容供给与受众需求脱节；云端乡村文化资源库缺失，区域内乡村文化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尚未形成。总之，地域特色文化彰显不足、“村字号”文化品牌塑造乏力、文化差异化优势不明显、乡村文化附加值挖掘不足，制约乡村文化振兴的整体效能。
　　三、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路径
　　乡村文化振兴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因地制宜地统筹好乡村差异化发展、城乡融合发展和文化数字化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3]。乡村文化振兴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以发展文化新质生产力为突破口，探寻乡村文化振兴的内在规律，回应乡村振兴的时代之问，推动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一）在守正创新中推动乡村文化实现差异化发展
　　乡村文化自信源于对乡土文化价值的深刻认知与自觉认同。乡村文化是连接乡村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精神纽带，承载着当地村民独特的集体记忆和情感认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有机结合起来，把我国农耕文明优秀遗产和现代文明要素结合起来，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让我国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在新时代展现其魅力和风采[4]。坚守文化根脉，筑牢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一是重塑乡村文化价值与文化生态。发展文化新质生产力，既要赓续中华文脉，确保乡村文化振兴不偏离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坐标；又要善用科技赋能文化生产，实现乡村文化业态、内容形态、传播方式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增强农民主体对自身文化传统的认同、对文化创造力的信心以及对文化传承的责任感。实践中，要深入挖掘乡村文化的深层价值，将乡村独特文化标识进行重新定位，彰显乡村文化的在地性、特色性和活态性特征；推进“耕以养身、读以明道”的耕读传统育人逻辑的现代转化，重塑乡村文化生态，促进乡村文化实现差异化发展。二是引导乡村文化从“被表述”到“自己讲”的根本转变。积极引导社会资本、返乡创业群体等多元主体协同发力，以发展文化新质生产力为抓手，吸引各类人才投身乡村文化振兴实践，尤其要激发会研发、懂数字营销的返乡创业人才活力，为乡村文化振兴带回新技术和新创意。还要善用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形式，拓宽乡村文化展示与传播渠道，真正实现乡村文化从“被表述”到“自己讲”的根本转变。同时，把继承传统乡村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乡村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把“自己讲”和“别人讲”结合起来，全面提升乡村文化传播效能，进而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认同。
　　（二）在重塑城乡关系中实现内生动力与外部支持的协同增效
　　乡村文化振兴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环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开启城乡融合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5]。要把城乡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以城乡利益共享为纽带，通过制度创新破除融合壁垒，推动文化产业协同机制从“行政驱动”向“制度赋能”的转变，在城乡深度融合中实现城乡协同增效。一是在重塑城乡关系中完善乡村文化产业创新保障机制。创新保障机制解决的是“动力从哪来”的问题。要强化党建引领，建立文化产业特派员制度、健全多元投入保障机制、完善乡村文旅金融服务模式、开创文化创客行动等，以制度创新构建权责清晰、利益共享、要素畅通的城乡双向赋能新格局。实践中，促进技术创新与文化内涵的深度融合，打破产业边界，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以“两创”为抓手拓展城乡协同合作空间，打破城乡边界，推动城乡文化产业协同联动发展；引导乡村文化振兴实现内生动力与外在支持的协同增效，让城市与乡村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各展其长、彼此赋能和协同共进。二是在构建乡村文化振兴共同体中完善产业协同机制。协同机制解决的是“力量如何聚”的问题。要立足乡村实际，以“文化+”为抓手构建党委领导多方协同的组织协调机制、利益联结与分配机制、片区文化资源统筹协调机制，实现纵向延伸文化产业链、横向提升文化产品附加值。实践中，发挥乡村文化振兴共同体协同之力，打造“农业+文化+科技”深度融合的文化产业链，提升乡村产业附加值；深挖乡村文化品牌核心价值，做强“村字号”IP，扩大乡村文化品牌影响力和文化传播力，多措并举推动乡村文化产业提质增效，实现经济效益与文化传承的双赢。
　　（三）在深化乡村文化空间场域中实现全面振兴
　　在乡村全面振兴与数字中国建设的双重赋能、协同驱动下，乡村文化振兴步伐显著加快。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定向领航，推动乡村文化发展逻辑从“行政供给驱动”向“需求回应驱动”转变，使农民从被动的受众真正成为乡村文化的主体。一是立足乡村文化实际，推进乡村文化基础设施改造与专业化人才队伍支撑。打造集乡村文化活动组织、村民议事、技能培训于一体的综合空间，深化乡村文化人才培育和引进模式；依托乡村传统民俗、非遗技艺、文化体验等，打造地域特色鲜明的文化品牌，探索文化空间使用与经济效益之间的良性互动，让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实现由“静默存在”到“动态传承”的巨大转变，提升乡村群众文化获得感和成就感，共享乡村文化振兴成果。二是拓展文化价值转化路径，以数字技术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当前，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正加速与乡村文化生态互嵌融合，打破了城乡之间的信息壁垒。“李子柒现象”也印证了乡村文化内容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更精准地回应了现代人对田园生活、乡土美学、传统技艺、精神疗愈的深层需求。实践中，要通过构建专业力量与本土创作相结合的共创机制，提炼和打造具有地域辨识度的乡村文化IP，积极打造集文化服务、数字治理、产业发展于一体的综合性数字平台，全方位彰显新时代乡村文化价值，从而实现文化价值转化和产业增效的协同推进，增强乡村文化振兴的内生动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总之，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为乡村文化振兴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为其创新发展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实践指引。面对现代城市文化的冲击和文化数字化带来的挑战，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以发展文化新质生产力为突破口，积极探索具有本地特点、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的乡村文化振兴之路，将为乡村全面振兴筑牢文化根基，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注入持久而深厚的文化力量。[本文系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编号：2025ZD082）和山西省社科联重点课题（编号：SSKLZDKT2025073）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9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05.
　　[3]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6:60.
　　[4]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二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6:17.
　　[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