坤以简能，秀外慧中

张坤秀（1924—2016）山西沁源人。1938年9月参加革命，1952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沁源县完小教员、工作突击队队员，冀氏县抗日政府民政科干事、教育科科长，安泽县抗日高小校长，太岳中学教员，运城女师教导主任、运城地委妇联宣传委员，太原市北城区工会秘书，太原市总工会女工部副部长，山西省革委会计量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1983年离休。 讲述人：卫立秋 讲述时间：2022年9月22日 整理人：周至

慈祥坚韧的家庭支柱

《易经》有云，“坤以简能”，意思是“坤”能将复杂问题简单化，体现其本质。大道至简。母亲张坤秀的智慧和坚韧，堪为我们子女的楷模。
外界提及我母亲，总会加上一句“中共山西省委原第一书记卫恒同志的夫人”。这是母亲一生的荣耀，也是她一生难以抚平的伤痛。
我的父亲卫恒（1915—1967），出生于晋城市陵川县沙泊池村一户贫苦人家，本姓王，从小过继给附城镇的魏家，改名魏来玉。父亲读完陵川县第一高小附设的二年制简易师范后，到本县马庄、双泉村任小学教师。1938年1月，投笔从戎，参加共产党领导的第二战区行营游击队，任第十四大队中队政治指导员。同年10月，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后，父亲改名卫恒，谓以恒久之心，忠诚于党，浴血奋斗。我们子女也以“卫”为姓氏，延续了父亲的革命意志。
抗战时期，父亲在沁县故县镇发动群众减租减息，成效显著，成为太岳区的一面旗帜，多次受到中共太岳区党委和上级的表扬。1945年4月至6月，父亲作为晋冀鲁豫代表团成员赴延安出席了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他在中共“七大”小组会上介绍了太岳区群众开展工作的经验，受到与会代表的称赞。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曾任山西省副省长、省长，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兼山西省政协主席，是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七大、八大代表。不幸的是，1967年1月30日，父亲被迫害致死……
父亲的离去，给母亲造成了极大的政治和思想压力，家庭的重担全部落在了她的肩上。那年母亲四十二岁，我们姐弟六个，大的十几岁，最小的不到十岁，一家人挤在一间小平房里。无奈之下，我们姐妹被姨姨、舅舅收留，暂时有了着落；两个弟弟在亲属的关照下，勉强维持学业。
之后，大姐去了铁建参加工作，我和二姐、小妹三人为寻找出路，北上内蒙古，后留在了生产建设兵团。母亲从中央学习班学习回来后，被下放到长治壶关县的偏僻乡村。原本温馨和睦的一家人，就此天各一方。
1973年夏天，母亲和小舅来到锡林郭勒盟东部西乌旗看望我们姐妹仨。母亲先到达团部，后又分别去了三个连队，了解了我们姐妹仨的生活环境。当听了连队领导对我们各自的评价后，她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回想那时的情景，真是永生难忘。
那时，母亲的处境当然是最难的，置身于太行山深处，交通不便，看病不易，与外界也音信难通。母亲后来说，那段时期特别煎熬，自己身体不好，还要惦记留在太原的两个儿子，牵挂着情绪不太稳定的大女儿，更思念远在内蒙古大草原的三个女儿，真是度日如年。
说实话，我们与父亲相处的日子真的不长，而且是聚少离多，一生中得到的家庭关爱，多来自看似柔弱的母亲。母亲前半生过得坎坷却坚韧，后半生低调而达观。在困境中，她含辛茹苦地培育后代，勤俭持家，虽然言语不多，但她的身体力行于无言中培养了我们姐弟自尊自爱、顽强拼搏的精神，让我们懂得了做人的道理——做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在兵团期间，我和妹妹通过推荐选拔，上了大学，改写了人生。尤其是小妹，靠着自学，以优异的成绩被内蒙古大学录取，随后又考上北京经济学院（今首都经贸大学）研究生；二姐返城回到太原后，读完电大，进入科研单位工作；大弟参军回来，考上了太原理工大学，成为一名高级工程师；恢复高考后，小弟考上了清华大学。听到人们以夸赞的口吻说“卫恒的小儿子考上清华了！”时，母亲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养育好我们姐弟几个，是母亲告慰父亲的最好方式。
人们说起我们姐弟六个，可能会认为我们的性格、气质，甚至命运各有不同，这应该与我们每个人的经历有关。但无论我们是出国学习打拼，还是在国内努力奋斗；是当国家干部，还是做基层科技人员，我们都没有忘记根，没有忘记父母的教诲。父母带给我们的平易近人、艰苦朴素、恪尽职守成为我们的家风，成为我们刻在骨子里的底色。
让我们子女印象深刻的还有母亲的谨言慎行、从不逾矩。母亲不仅以身作则，而且很是珍爱父亲的声誉，不允许我们子女打着父亲的旗号去办事。
在父亲担任省里的主要领导时，经常要出席一些会议或去湖滨会堂作报告。母亲作为普通干部有时也会参加，但她从来不坐父亲的公车，而是自己乘公交车前往。我们姐妹去幼儿园或学校，也是让公务员推着平板车接送行李，绝不能动用公车。在这些事情上，父亲和母亲的认识高度一致，公私分明。潜移默化中，我们几个孩子也逐渐养成了朴实无华、规矩做人、谦虚谨慎、不事张扬的习惯。
父亲的问题彻底平反后，有一年，父亲家乡的人到家里来，想让母亲出面争取一些资金支持。考虑到那是一个贫困山村，母亲就通过相关部门在村里修路、办小学等方面给予支持，对其他的要求则婉言回绝了；后来有人打算在父亲生活过的村镇为他塑像、修纪念馆，母亲均摇头婉拒。
在母亲的观念中，无论是共产党员还是普通百姓，都要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生而勤奋，死而后已，争一些虚名没有必要；尤其在老年，更应该清静处世，洁身自好。

谦和善良的赤诚之心

1924年，母亲生于长治沁源县。沁源是沁水之源，地处太行山与太岳山之间，地势险要。母亲家住县城，她的爷爷是个私塾先生，她的父亲常年在外，母亲是长女。我大舅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小舅十几岁就参军了，曾在沈阳、宁夏、太原工作；还有两个姨妈，因父母早亡，先后被人收养，二姨后来曾任山西电影制片厂的副厂长，小姨到太原后找了工作成了家。
在母亲最艰难的岁月里，她的兄弟姐妹都向她伸出了援手。两个妹妹尽管在父母早亡后，相继送人，但这丝毫不影响她们之间的亲情。远在北京的大舅常有往来，二姨一家守护我父亲的骨灰十年，三姨一家对母亲时有照应，调回太原的小舅更是随叫随到……母亲团结大众、爱护家人，她自己身边也始终有亲人陪伴，大家有商有量，相互信任。母亲这般珍视手足之情，亦是我们子女的楷模。
母亲一生，为人处世谦逊平和，对待革命工作恪尽职守、兢兢业业，坚守理想信念。在逆境中她不屈不挠，是一位坚强的共产党员。在她温柔慈爱的面庞下，有一颗坚韧不屈的心，有一双洞悉世事的眼，有一种超乎常人的承受力。在子女面前，她从不说丧气话，更不怨天尤人。遇到艰难时，她会面对现实、正视磨难，想办法克服，她有勇气去战胜艰难，始终相信阴霾总会过去，太阳总能升起。母亲如一盏灯、一束光，始终照耀我们前行之路。
1938年，年仅十四岁的母亲就参加了革命。她先后在沁源、安泽、平遥等地当过小学校长、中学教员，抗日政府民政科干事、教育科科长，运城女师教导主任等职务。这期间，母亲曾有过一段婚姻，丈夫刘武是母亲在沁源工作时的战友；不幸的是，他在新中国诞生前夕英勇牺牲了。那一年，母亲二十五岁，我们的大姐尚未出生。1950年，母亲调往运城地委，任妇联宣传委员。
那个时期，父亲在运城担任地委书记、党校校长，并兼任军分区政委。经人介绍，父亲和母亲相识、相爱。1951年初，他们组建了新的家庭。同年，大姐从沁源老家被接来，成为这个新家庭的一员。父亲对这个大女儿视如己出，珍爱有加，称她作“宝贝”——由此亦可见父亲的襟怀和品行。二姐、我和妹妹的小名，依序分别是二宝、三宝、四宝；两个弟弟出生后，父母干脆就把他们的大名叫五保、六保。
1952年4月，父亲调任中共山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山西省纪检委书记，山西省监察委员会主任。当时，母亲在北城区工会工作，她和父亲都很忙。那年冬天，我在太原出生。
小时候，我们姐弟几个由二姥姥照看，二姥姥是母亲的二婶，我大姐起初就是由她在老家抚养的。父母婚后，就将她和大姐一起接进城，与我们住在一起。大家相处和睦，亲如一家。二姥姥勤俭吃苦、性格坚毅，与父母和我们姐弟感情都很深。
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所幸有亲戚朋友、邻居以及热心人的帮衬。父亲去世后，母亲一个人的工资根本无法养活一家人；而且那个温暖幸福的家庭好似突然崩塌，从安稳到动荡，从受人尊重到被人指指点点，母亲身上的重担和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为了养家糊口，她学着用缝纫机给我们做衣服，她教我们纳鞋底、打煤糕，教我们掌握基本的生活技能。后来母亲下乡插队，也带着缝纫机，帮群众做衣服，与群众交朋友。这些浓浓的情与爱，使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感到内心充盈、无所畏惧。
母亲一直忘不了亲戚、朋友、邻居以及热心人的恩情，到了晚年，她还常常念叨起和他们在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
母亲晚年住在汾东公寓南楼，那是一套普通的单元房。原本有人提出以父亲的待遇给母亲一个二层小院，但被她拒绝了。母亲对我说：“你父亲为官清廉、一身正气，做事磊落坦荡，在他身后，我们决不能做有悖党性原则的事，令他的英名蒙尘。”
我从大连外国语学院毕业后，先被分配到北京一所中学教书，但感觉还是太原熟悉亲切，加之也牵挂母亲，便调回太原，一直陪伴在母亲身边。
母亲离休后分到了新房，身体和精神面貌有所改善。她开始学习画画、练习书法，让我给她买了一架电子琴，让二姨找来革命歌曲和曲谱，她每天一边弹一边唱，很是惬意。汾东公寓每年要举办一些书画展、联欢会、运动会，母亲都会积极参加，展示她的作品和琴艺。这些活动极大地丰富了母亲的老年生活，也使她得以延年益寿。
“求真务实团结同志的好领班，工作勤奋生活俭朴的好遗风”“严于律己教育子女有方，宽以待人处事和睦可亲”，中共山西省委原书记赵雨亭与我父母相识相知一辈子，他书写的两副对联，真实地概括了我父母一生的品格与为人，至今仍悬挂在母亲生前的房间里。
2016年3月10日，母亲在太原去世，享年九十二岁。“……她以勇敢坚强、襟怀坦荡，以及忘我牺牲的革命精神，坚强地挺了过来。‘文革’后期，为了还卫恒同志一个清名，她多次上访党中央国务院，克服了重重困难和险阻，为卫恒同志最终的平反昭雪作出了重要的努力。”这些悼词印证了柔弱的母亲对党的忠诚、对父亲的信任。
每当夜深人静，想起母亲慈祥的笑容，想起父亲意气风发的模样，我总是禁不住泪满衣衫。犹记得，小时候，父亲工作到很晚才回家，总不忘去我们的房间，替我们掖掖被子，摸摸我们的头，若我们没有睡，还会和我们说会儿话，问问学习情况，鼓励几句……父母用他们一生的浩然正气，给我们子女留下了一笔精神财富。
父母对党的忠诚，对理想的追求，对事业的眷恋，对人民群众的挚爱，一定会得以传承，并激励我们后辈子孙永远向前！

摘自《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我的红色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