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听毛主席的话

段振邦（1924—2015）　山西临汾人。1937年1月参加山西新军政卫队投身革命，194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整编后入一二九师四十二团通信连通信员；1940年参加百团大战；1945年9月，参加上党战役；1946年，参加临浮战役；1949年参加渡江战役；1950年，任四十二师一二六团三营教导员；1955年，转业回临汾钢铁厂，任车队支部书记；1961年后，历任大宁县民政局局长、财贸部部长、县人大专职委员等职。1984年离休。 讲述人：沈慧芬 段建雄 主讲人：沈慧芬 讲述时间：2022年9月18日 整理人：江雪

难忘岁月 枪林弹雨

1924年5月15日，我老伴儿段振邦出生在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金殿镇东靳村一个农民家庭。1936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东征结束，为开创团结抗日新局面，中国共产党对阎锡山采取争取和团结的策略，建立了实际上由中共领导的“牺牲救国同盟会”。之后，根据中共北方局指示，提出建立三十万国民兵计划，得到阎锡山同意。1937年初，中共山西工委决定先后建立十个国民兵军官教导团，为组创新军做准备。段振邦被保家卫国的激情激励着，报名参加了山西新军，被分到了政卫队。
战争年代，我老伴儿所在部队是步兵，每次战斗都在一线，那真是枪林弹雨，死亡、负伤是常有的事。淮海战役中，他们一个加强营五百多人上去，战斗下来只剩下了十几个人。我老伴儿是甲级二等伤残，他小伤受了很多次，大伤受了两次。在一次战斗中，敌人的子弹打来，擦着他的右脸颊飞过去，至此，他的脸上留下了一道疤痕。他后来跟我说，如果他的头稍微往高抬一厘米，子弹就会穿头而过。
那时候行军，战士们都把行李捆住背在背上，随时要在荒山野岭宿营。我老伴儿捆行李，总是把备用的一双军鞋捆在背包外面。在一次行军途中，他们部队与敌军遭遇了，他们边打边撤，敌军在后面紧追不舍。等到了安全地带，他发现背包、水壶都被打了好几个窟窿，而那双被打包在行李中的硬千层底军鞋也被穿了几个洞——那双军鞋减缓了子弹的力度，救了他一命。
还有一回，敌人的炸弹从天空扔下来，就落在他脚前一米远的地方。奇怪的是，炸弹没有爆炸——他又捡回一条命。能活下来的战士，都是命大的人。他命大，但战争中子弹不长眼，负伤也是经常的事。有一次过日军封锁线，他没踩稳从半山腰摔下来，摔坏了腰。后来他经常腰疼，到年纪大些，腰疼得就更厉害了。
他的左臂是在安泽县小罗山负的伤，子弹穿透了他的胳膊。当时八路军缺医少药，他的伤口发炎了，白生生的蛆虫密密麻麻地在伤口中拱来拱去，他几乎要疼晕过去。医生看过之后摇头叹息说，没救了，截肢吧。我老伴儿坚决不同意。医生说，你是要命呢，还是要胳膊呢？我老伴儿说，我就是死，也得挂着这条胳膊死。我常说他笨，但他有他的办法。他也不知听谁说的，找来一盏煤油灯，忍着痛，把煤油往伤口里灌。我也是第一次听说煤油还能消炎。那些蛆虫在煤油的刺激下，纷纷往外爬，最后都被杀死了。后来，他的伤口慢慢愈合了，但因为伤了筋骨，他的左胳膊几乎丧失了拿东西的能力。他很少跟我讲战争时期的经历，要不是因为胳膊有伤，稍微出点力气的事他就做不了，他是不会跟我讲这段经历的。我们结婚后，有时候我忙，娃在炕上哭，我就喊他抱一下娃，但他的胳膊使不上劲儿，抱不起来。人家看娃都是抱在怀里，他看娃，总是把娃跟架机关枪一样扛在肩膀上。

烟火人生 伉俪同行

我是上海人。人说有缘千里来相会，我与我老伴就是跨越千里相识的。
1937年8月，日军轰炸上海，我父亲带着全家坐外国人的轮船转道越南，最后到了昆明。1938年，父亲送我到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读书；我姐弟七个，父亲养着一大家子人，供不起我读书，教会学校不收学费，所以让我去了教会学校。朝鲜战争爆发后，为打赢抗美援朝的战争，1950年12月1日，中央军委、政务院发布《关于招收青年学生青年工人参加各种军事干部学校的联合决定》，《人民日报》也发表了《爱国青年的光荣岗位》，号召青年团员行动起来，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军干校不收学费，我就报名参加了。我被录取到干校高级护理班学习，毕业后到云南军区陆军医院工作。
那些年，段振邦正跟随部队南征北战。渡江战役、解放华中南、两广战役后，他们部队开始挺进大西南。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天，他还在云南剿匪。1950年2月，他们部队进驻滇西北丽江地区的鹤庆县。同年，他被任命为十四军四十二师一二六团三营教导员，部队驻守云南。
那时，我们国家文盲很多，扫盲运动在全国展开。段振邦也参加了扫盲班。他在昆明学习了一年，取得了初中文化。那时候，一到星期天，学校就组织舞会，部队很多官兵战士都来参加，我就与段振邦认识了。
段振邦比我大九岁，在十四军的干部里，他还是最小的。他家里很穷，我是上海人，又有文化，他觉得我的条件好得不得了。我看上他是觉得他老实、脾气好。很多人说我们长得很像，像兄妹，可能就是人们说的夫妻相吧。1953年我们结婚时，部队上什么都准备好了，铺盖、家里摆设，都不用我们管。我买了一条床单、一套被面被里，部队给腾了一间房，把换洗衣服带过去就行了。我们的婚礼看起来简单，其实也隆重。结婚那天，我们都穿了新军装，他们部队上四五百人参加了我们的婚礼，现场非常热闹。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将军授衔，我老伴获得了三级解放勋章，被调任十四军教导大队担任政委。解放了，生活安定了，我老伴在部队本来干得很好，但他为了照顾父母坚持要复员回老家。他这个人不愿意当官，就想过普通人的生活。回到老家后，1958年，临汾刚好筹建钢铁厂，我老伴儿就到临钢上了班。1961年，为支持大三线建设，他自愿奔赴山区，我们一家就到了大宁县。
他常跟我说，过日子一定要精打细算，别浪费，浪费就是资产阶级做法。我反击他，什么是浪费，改善一下生活算浪费？他说不过我，就说，你对，你是常有理。
其实我也是穷家出来的，对一家人的生活一直是计划着来的。吃不穷，穿不穷，计划不到一辈子穷。我夏天挖野菜，冬天腌咸菜。无论冬天还是夏天，都是自己到河里洗衣服。夏天还好说，冬天，昕水河结冰，我得敲开冰凌洗，手冻得通红通红，但没有办法，那时候没有洗衣机，一家人的衣服又得洗。我精打细算着一家人的生活，但我家人口太多，所以经济一直困难。我大弟弟考上大学，没有生活来源，给我来信，被我老伴儿看到了，我老伴儿就说，考上大学去学文化是好事，没有人管，我管！那时候我们刚结婚不久，他的工资才三十块钱。
我们在昆明时，他妹妹跟着我们在昆明念书，一个月需要花二十块钱。只剩下十块钱，我们的生活捉襟见肘。我一个月二十块钱工资，但我得顾着我这边的弟弟妹妹。我弟弟妹妹没有鞋，我就给他们买回力牌球鞋，其他鞋穿不了几天就烂了。我给他们从大往小轮着买鞋，等小的买上了，大的的鞋又穿坏了。那会儿，我的工资，几乎全给他们买鞋穿了，生活上捉襟见肘。
我跟着老伴儿从云南来到山西时，刚开始我没有工作，也没有工资。1958年我去临钢医院上了班，工资一个月三十八块钱。我的工龄就是从1958年算起的，其实我是1951年参军的。我那会儿早上五点半起床上班去，晚上十一点才能回家，只好让婆婆帮忙照顾娃娃。
1961年，我们到了大宁县，租了一间民房，我们和婆婆、公公、小叔子一起住。加上我的四个娃娃（当时还没有老五），一个屋檐下九口人。而我的婆婆、公公、小叔子，都没有供应粮，所以家里粮食非常紧张。到了周末，我老伴儿为了改善家里人的生活，上山去打野兔。有一次打了三只野兔回来。我给炖上，一家人风卷残云，这个碗还没盛好，那个碗就伸过来了，一顿就吃完了。
我老伴儿参加革命多年，行军打仗吃不上正点饭，胃不好。到了大宁县后，我生怕他营养不好犯胃病，有时就给他做小灶饭，但他舍不得吃，就说自己没病，还说我是资产阶级思想。不是我要给他开小灶，老的、小的一大家子，都靠着他，我必须照顾好他的身体。他倒了，我们可怎么活呢？
1982年，婆婆瘫痪在床上，瘫了六年，我护理了六年，我学的就是这个嘛。1988年婆婆去世，1990年公公去世，我和老伴儿在病床前尽了自己的孝心。
我老伴儿脾气好，我跟他生活了六十三年，没有红过脸，吵过架。我做的饭，好吃也好吃，不好吃也好吃。有一回，他跟娃娃们去上坟，回来时娃娃们说想去街上吃点饭。他说，不吃不吃，还是回家吃，街上的饭没你妈做的好吃。

品行高洁 无悔人生

我们是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长大的，对毛主席有特殊的感情。有一次，临汾地震，我娃给我打电话说，妈，地震了，快下楼。匆忙之中，他没拿馒头，也没带衣服，却把家里一尊毛主席瓷像揣在怀里，下了楼。他内心对毛主席满是爱戴，只要说是毛主席的命令，我老伴儿赴汤蹈火都会去。听毛主席的话，一直是他的信仰、他的精神支柱。
有时我们看电视，他就评论演员说，这个毛主席演得不像。我问他，谁像？他说，朱老总像。他见过毛主席、朱老总，但什么时候见的，他没有跟我说过。
我老伴儿是一个老实人，娃娃出去跟人吵了架，他总是说自己娃娃的不是。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娃娃们都是老老实实的。在我老伴儿的教育下，我的娃娃们都很自立。他们上学，都是自己去学校，放学自己回家，来回十来里路，我们没有接送过他们。
娃娃们的工作都是自己找的。他常对娃娃们说，你们别指望我，你们喝西北风我也不管。娃娃们在他办公室拿几页稿纸，都得在严厉的批评下再给送回去。他做事特别公私分明。
我的大女儿插队以前，本来在大宁中学教书。当时国家政策要求城里青年去插队，我老伴儿就说，既然毛主席号召广大知识青年到农村广阔天地去锻炼，就让她去吧，锻炼一下，对她有好处。后来，我二姑娘、大儿子都去农村插队了。
大姑娘和二姑娘都是插队满两年后招工回城的。大儿子插了三年队，报名去新疆当了兵。那是1978年的事。当时军衣都发下来了，我们才知道。我跟老伴儿找了一辆车去送他，儿子哭，我们也哭——新疆远，新疆生活苦。谁知道过了没有多久，老四也去当了兵。
当时有一家银行要招十个人，我老伴儿单位一个干事把这个信息告诉了他。老五当时正好高中毕业在家待业。如果我知道消息，会让老五自己去报名应聘。可我老伴儿回来什么也没说，他觉得，如果让老五去了，好像占了公家的便宜。 我在大宁县住的房子很小，结构也不好。我跟老伴儿商量说，要不咱们换个房子吧，你是厅级干部，不违规。他却对住什么样的房子根本不在乎，他说，我那时候行军打仗，在战壕里睡七天七夜，多艰苦呢！这房子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挺好了。
我老伴儿是1937年1月参加革命的，按照政策，他应该享受红军待遇，但很多年一直是八路军的待遇。但他不争不怨，不跟人说，也不找人解决。他总觉得，与很多牺牲在战场上的战友比较，他已经很幸运了。2016年，尧都区老区建设促进会副会长杜良池筹办“临浮战役官雀纪念馆”，发现我老伴儿是“官雀战役”的参战者，才知道我老伴儿是1937年1月参军的，应该享受老红军待遇，于是帮忙查找有关文件、政策，最终落实了我老伴儿的红军政策待遇。遗憾的是，没过多久，我老伴儿便去世了。
我老伴儿随部队行军打仗，受毛主席教育多年，他对工作特别认真负责，实事求是。只要符合原则，能帮别人的事，他都会尽力去帮。
我老伴儿走了以后，家里的摆设我都没有动，这样，我觉得好像他还在家里。有什么事情，我就跟他（照片）说一说。
从上海到山西大宁这个小县城，很多人觉得我跟着我老伴儿不容易。我现在说一口山西话，也成了地地道道的山西人。其实，这辈子跟着他，我挺知足——我遇到了一个好人！
摘自《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我的红色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