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年牵挂《山西青年报》
本报记者郭丽菲
深春的太原，乍暖还寒。4月12日晨8时，省城桃园路的一个公交站点上，一位老人裹了裹外套，翘首等待着公交车的到来。
老人名叫张桂根，今年已是86岁高龄，他一大早出门，就是想了却一个心愿——续写自己与一份报纸跨越了一甲子的情缘。
62年前，24岁的张桂根第一次将自己的小小说变成了铅字，刊载这一作品的是当时“洛阳纸贵”的山西青年报。正是这篇处女作，让年轻的他开始踏上了文学创作之路。自此60多年来，他笔耕不辍，出了两本诗集、一本文集、3000多篇文学作品。
如今耄耋之年，张桂根老人自感力不从心，“忘心大、手抖，真的写不动了……”此次，老人想把自己人生的最后一篇文学作品再次刊发在《山西青年报》，为自己的创作生涯画上一个完美的句点。
从小工到扫盲先生
1945年，14岁的张桂根因家境困难，从老家文水来到省城太原，在桥头街的一家鞋店做学徒。“当时太原还没有解放，社会动荡，我们这些学徒小工也没能学到什么技术，只是勉强糊口而已。”据老人回忆，那几年，他先是在鞋店做学徒，之后被抽调到军鞋厂做工，后来又当了两年生产兵，一直到太原解放后才结束了动荡的生活，进入太原皮革厂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工人。
每天穿针引线，重复僵化地做着流水线一样的工作，张桂根渐渐地不再满足，可是，若想改变现状，唯一的出路就是学习文化。而他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文化基础，几年来在外做工也都忘得差不多了。于是，他开始积极参加扫盲班，每天早晨提前一个小时来到车间自习扫盲识字课本，晚上下班回到宿舍还要挑灯夜战写日记和读后感。
“怕影响同事休息，我就用纸做了个灯罩，这样宿舍就不会太亮了。”那时候，他坚持早晨6点起床，晚11点熄灯，每天都比其他工友多学两小时。
天道酬勤，别人学成需要一年多，而张桂根只用了不到半年时间，就以优异的成绩从扫盲班毕业。同时，他勤奋刻苦的学习劲头，也被厂里领导看在眼里，很快，他加入了共青团，还被选为太原市扫盲学习积极分子代表参加了表彰会。此后，他变成一名扫盲先生，带领其他青工一起识字读书。
文学路上幸遇伯乐
1953年秋，一次偶然的机会，张桂根得到从皮革厂调往印刷厂的机会。“皮革厂的工人每天和皮子打交道，可是印刷厂的职工成天和报纸杂志这些文字沾边的东西打交道，感觉更像个文化人。”就这样，他毅然选择了调动。
到印刷厂当了装订工，他开始有更多机会从事自己喜欢的文字工作。他担任了车间团支部宣传委员，每周出一期黑板报，由此，他发表过不少顺口溜、小快板之类的作品。初尝文学创作滋味的他，很快便又不满足于现状，开始尝试创作小小说，而刊发对象，他选择了与自己团员身份匹配的《山西青年报》。
“《山西青年报》是我们这些青年工人最喜欢的报纸之一，报纸上的文章短小精悍、内容精彩、富有朝气，我们厂里各个支部都有订阅，传阅率很高，很多工人还自费订阅，带回家仔细阅读学习。”张桂根说，能把自己的作品发表在《山西青年报》上，是他当年的一个梦想，而让他得以实现这一梦想的，是他一辈子都铭记的一位老师、挚友、知己——郭润田编辑。“郭润田编辑是我认识的第一位文化人，也是我文学创作之路上的一位伯乐，是他带领我开启了文学创作之门。”
张桂根至今清楚地记得，1955年的一天，他带着自己的第一篇小小说《最后一次吵嘴》，忐忑地走进山西青年报社，是身形清瘦的郭润田编辑热情接待了他。仔细读稿后，郭润田笑着说：“稿子内容挺好，就是写得有些松散，另外错别字也不少，你初次写稿，有点毛病不怕，以后多写多练，慢慢就会提高。”
3天后，张桂根再次来到山西青年报社，郭润田把修改后又重新抄好的稿子让他看，看着整齐而又清秀的笔迹，他连声道谢。“不必客气，帮作者修改稿件，是我们当编辑的责任，再说，你的稿子也没有大动。”
又过了3天，张桂根人生的第一篇小小说《最后一次吵嘴》发表在了《山西青年报》的周末副刊上。“人的一生中，可以结交的朋友有很多，但真正在关键时候帮你一把的人不会很多。”张桂根说，郭润田就是这样一个朋友，他很庆幸，自己在茫茫人海中，能找到这么一位真正的知交。
带领工人建“创作组”
第一篇小小说发表后，张桂根一发不可收拾，接连在《山西青年报》发表数篇文学作品。在他的带动下，越来越多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也加入到了文学创作的行列。
1957年，一场政治风暴迫使不少知识分子脱离了文学创作领域，或放下手中的笔暂时隐退。一段时间内，报刊文艺副刊来稿急剧下滑。无奈中，报刊编辑约稿的目光，开始转向广大工农兵业余作者。与此同时，张桂根所在的太原印刷厂成为最早成立工人业余文学创作组的厂矿，而张桂根正是这个创作组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后，晋西机器厂、山西针织厂、太航仪表厂、机车车辆厂、太原橡胶厂、太原造纸厂等一大批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各自的业余文学创作组。
1960年3月，太原市总工会和省、市文联抓住这个大好时机，因势利导，以文学创作骨干为核心，在太原工人文化宫成立了省城第一个工人业余文学创作组，张桂根有幸成为第一任组长。“当时，各级领导都很重视这个创作组，我们曾聘请到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等大作家为我们授课。”张桂根回忆说，太原工人业余文学创作组不仅创作了大批小说、散文、诗歌、剧本、曲艺等优秀作品，还为省市文艺部门输送了不少人才，他们有的当了主编、副主编，有的进入省市作协当了专业作家。
1965年11月，张桂根迎来人生又一次难忘的经历——他和马晋乾、刘送珍作为工人作家、工人诗人、工人剧作家的代表，出席了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大会，受到周恩来、朱德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遗憾的是，文革结束后，太原不少业余文学作者放下了手中的笔，退出了文学创作领域。”虽有遗憾，但张桂根觉得，不管怎样，毕竟历史记录下了工人业余文学创作的那段璀璨时光。
交上最后一份作品
“我一生热爱文学，虽然发表了不少文章，但我觉得自己的成就不在这些作品，而在于组织了一些团队、带领了一批人。”年轻时在印刷厂牵头成立工人业余文学创作组，后来从化工局退休后，张桂根也没闲着，而是协助太原市老干部活动中心创办了省城第一份免费老年读物《龙城夕阳红》；组建了两个晋剧票友演出队；经过三年时间筹备，带领一帮老年人成立了太原市老作家协会，出版了一系列文学作品……
做这些事，不仅没有收入一分钱，他还经常自掏腰包贴钱出力。“虽然喜欢文学创作，但这只是我的业余爱好，我写作完全是出于兴趣爱好，并没有将此作为谋生的手段。”张桂根一生将名利看得很淡。前不久，报纸上发表了他早期的一首诗，收到稿费后，他一分钱没要，转手就将600多元稿费寄给了为他这首诗作评论的老先生的家人。
“曾经和我一同奋战在文学创作领域的伙伴，都先后不在了，我就想趁自己还能写的时候，把最后的作品发表了，给自己一个交代。”年纪一天天大了，身体大不如从前，这段时间，张桂根老人开始整理自己的作品，也在梳理自己的人生过往。
“我人生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在了《山西青年报》，最后一篇我也想发在《山西青年报》。对《山西青年报》，我抱有一份感恩的心态。”张桂根老人觉得，只有这样，他的文学生涯才算圆满。
本报记者康乐摄
深春的太原，乍暖还寒。4月12日晨8时，省城桃园路的一个公交站点上，一位老人裹了裹外套，翘首等待着公交车的到来。
老人名叫张桂根，今年已是86岁高龄，他一大早出门，就是想了却一个心愿——续写自己与一份报纸跨越了一甲子的情缘。
62年前，24岁的张桂根第一次将自己的小小说变成了铅字，刊载这一作品的是当时“洛阳纸贵”的山西青年报。正是这篇处女作，让年轻的他开始踏上了文学创作之路。自此60多年来，他笔耕不辍，出了两本诗集、一本文集、3000多篇文学作品。
如今耄耋之年，张桂根老人自感力不从心，“忘心大、手抖，真的写不动了……”此次，老人想把自己人生的最后一篇文学作品再次刊发在《山西青年报》，为自己的创作生涯画上一个完美的句点。
从小工到扫盲先生
1945年，14岁的张桂根因家境困难，从老家文水来到省城太原，在桥头街的一家鞋店做学徒。“当时太原还没有解放，社会动荡，我们这些学徒小工也没能学到什么技术，只是勉强糊口而已。”据老人回忆，那几年，他先是在鞋店做学徒，之后被抽调到军鞋厂做工，后来又当了两年生产兵，一直到太原解放后才结束了动荡的生活，进入太原皮革厂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工人。
每天穿针引线，重复僵化地做着流水线一样的工作，张桂根渐渐地不再满足，可是，若想改变现状，唯一的出路就是学习文化。而他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文化基础，几年来在外做工也都忘得差不多了。于是，他开始积极参加扫盲班，每天早晨提前一个小时来到车间自习扫盲识字课本，晚上下班回到宿舍还要挑灯夜战写日记和读后感。
“怕影响同事休息，我就用纸做了个灯罩，这样宿舍就不会太亮了。”那时候，他坚持早晨6点起床，晚11点熄灯，每天都比其他工友多学两小时。
天道酬勤，别人学成需要一年多，而张桂根只用了不到半年时间，就以优异的成绩从扫盲班毕业。同时，他勤奋刻苦的学习劲头，也被厂里领导看在眼里，很快，他加入了共青团，还被选为太原市扫盲学习积极分子代表参加了表彰会。此后，他变成一名扫盲先生，带领其他青工一起识字读书。
文学路上幸遇伯乐
1953年秋，一次偶然的机会，张桂根得到从皮革厂调往印刷厂的机会。“皮革厂的工人每天和皮子打交道，可是印刷厂的职工成天和报纸杂志这些文字沾边的东西打交道，感觉更像个文化人。”就这样，他毅然选择了调动。
到印刷厂当了装订工，他开始有更多机会从事自己喜欢的文字工作。他担任了车间团支部宣传委员，每周出一期黑板报，由此，他发表过不少顺口溜、小快板之类的作品。初尝文学创作滋味的他，很快便又不满足于现状，开始尝试创作小小说，而刊发对象，他选择了与自己团员身份匹配的《山西青年报》。
“《山西青年报》是我们这些青年工人最喜欢的报纸之一，报纸上的文章短小精悍、内容精彩、富有朝气，我们厂里各个支部都有订阅，传阅率很高，很多工人还自费订阅，带回家仔细阅读学习。”张桂根说，能把自己的作品发表在《山西青年报》上，是他当年的一个梦想，而让他得以实现这一梦想的，是他一辈子都铭记的一位老师、挚友、知己——郭润田编辑。“郭润田编辑是我认识的第一位文化人，也是我文学创作之路上的一位伯乐，是他带领我开启了文学创作之门。”
张桂根至今清楚地记得，1955年的一天，他带着自己的第一篇小小说《最后一次吵嘴》，忐忑地走进山西青年报社，是身形清瘦的郭润田编辑热情接待了他。仔细读稿后，郭润田笑着说：“稿子内容挺好，就是写得有些松散，另外错别字也不少，你初次写稿，有点毛病不怕，以后多写多练，慢慢就会提高。”
3天后，张桂根再次来到山西青年报社，郭润田把修改后又重新抄好的稿子让他看，看着整齐而又清秀的笔迹，他连声道谢。“不必客气，帮作者修改稿件，是我们当编辑的责任，再说，你的稿子也没有大动。”
又过了3天，张桂根人生的第一篇小小说《最后一次吵嘴》发表在了《山西青年报》的周末副刊上。“人的一生中，可以结交的朋友有很多，但真正在关键时候帮你一把的人不会很多。”张桂根说，郭润田就是这样一个朋友，他很庆幸，自己在茫茫人海中，能找到这么一位真正的知交。
带领工人建“创作组”
第一篇小小说发表后，张桂根一发不可收拾，接连在《山西青年报》发表数篇文学作品。在他的带动下，越来越多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也加入到了文学创作的行列。
1957年，一场政治风暴迫使不少知识分子脱离了文学创作领域，或放下手中的笔暂时隐退。一段时间内，报刊文艺副刊来稿急剧下滑。无奈中，报刊编辑约稿的目光，开始转向广大工农兵业余作者。与此同时，张桂根所在的太原印刷厂成为最早成立工人业余文学创作组的厂矿，而张桂根正是这个创作组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后，晋西机器厂、山西针织厂、太航仪表厂、机车车辆厂、太原橡胶厂、太原造纸厂等一大批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各自的业余文学创作组。
1960年3月，太原市总工会和省、市文联抓住这个大好时机，因势利导，以文学创作骨干为核心，在太原工人文化宫成立了省城第一个工人业余文学创作组，张桂根有幸成为第一任组长。“当时，各级领导都很重视这个创作组，我们曾聘请到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等大作家为我们授课。”张桂根回忆说，太原工人业余文学创作组不仅创作了大批小说、散文、诗歌、剧本、曲艺等优秀作品，还为省市文艺部门输送了不少人才，他们有的当了主编、副主编，有的进入省市作协当了专业作家。
1965年11月，张桂根迎来人生又一次难忘的经历——他和马晋乾、刘送珍作为工人作家、工人诗人、工人剧作家的代表，出席了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大会，受到周恩来、朱德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遗憾的是，文革结束后，太原不少业余文学作者放下了手中的笔，退出了文学创作领域。”虽有遗憾，但张桂根觉得，不管怎样，毕竟历史记录下了工人业余文学创作的那段璀璨时光。
交上最后一份作品
“我一生热爱文学，虽然发表了不少文章，但我觉得自己的成就不在这些作品，而在于组织了一些团队、带领了一批人。”年轻时在印刷厂牵头成立工人业余文学创作组，后来从化工局退休后，张桂根也没闲着，而是协助太原市老干部活动中心创办了省城第一份免费老年读物《龙城夕阳红》；组建了两个晋剧票友演出队；经过三年时间筹备，带领一帮老年人成立了太原市老作家协会，出版了一系列文学作品……
做这些事，不仅没有收入一分钱，他还经常自掏腰包贴钱出力。“虽然喜欢文学创作，但这只是我的业余爱好，我写作完全是出于兴趣爱好，并没有将此作为谋生的手段。”张桂根一生将名利看得很淡。前不久，报纸上发表了他早期的一首诗，收到稿费后，他一分钱没要，转手就将600多元稿费寄给了为他这首诗作评论的老先生的家人。
“曾经和我一同奋战在文学创作领域的伙伴，都先后不在了，我就想趁自己还能写的时候，把最后的作品发表了，给自己一个交代。”年纪一天天大了，身体大不如从前，这段时间，张桂根老人开始整理自己的作品，也在梳理自己的人生过往。
“我人生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在了《山西青年报》，最后一篇我也想发在《山西青年报》。对《山西青年报》，我抱有一份感恩的心态。”张桂根老人觉得，只有这样，他的文学生涯才算圆满。
本报记者康乐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