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份作品也要交给你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康乐
【作者手记】
上世纪50年代初，我在《山西青年报》发表了第一篇小小说《最后一次吵嘴》。今天，我想在《山西青年报》发表我的最后一篇短文《难忘的饥饿》，为我的文学生涯画上完美的句号。
今年4月24日，是太原解放68周年，为此，我想在这个时候发表《难忘的饥饿》这篇文章，一方面用以纪念太原解放、缅怀先烈，另一方面也想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现在的年轻人：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一定要珍惜，提倡节俭，杜绝浪费。
难忘的饥饿
人说黄连苦，但解放前太原老百姓的生活比黄连还苦！可以说，那时候太原多数人是日夜挣扎在饥饿死亡线上。老人们讲：光绪三年山西遭大旱，出现过人吃人的悲惨事件。而更可怕的是，在1948年临近春节时，新南门外并州旧货市场，竟也有人公开卖人肉包子。想来就让人心有余悸！
1949年2月，解放太原的炮声越来越近，和我一起在南十方院当生产兵的几个师傅被解雇，回到桥头街一家鞋店借宿。虽然脱离了当生产兵的苦难，但生活仍然无指望。因为市面萧条，店铺都倒闭了，鞋店老板都吃了上顿没下顿，我们做小工的就更得喝西北风了。
有一天，街道派“公差”，我和师兄去北郊机场扛大米。我们借用长筒靴之便，装回来六七斤红大米。熬成糊糊饭，舍不得多吃，一人一天只吃两个半碗。就这样，勒着裤腰带苦度时光。到太原解放的时候，我们柜上几个人，都瘦成了皮包骨头。因为吃不上正经的米面，更别说菜和油了，长期缺乏营养，好几个人还得了雀目眼病。
1949年4月24日凌晨，解放太原的炮声猛烈地响起来，火光在太原上空像无数条火龙蹿动起来。这时候，钻进防空洞的军官和富人们，都恳求老天爷消灾免难保佑平安。而像我们这些受苦受难的工人，多希望人民解放军早进城早出现，拯救我们这群劳苦大众！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早晨6点左右，我们柜上的门咚咚地被人敲着。我问：“谁？有什么事？”门外高声答：“快开门老乡，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多么熟悉的字眼，多么亲切的称呼！
我大着胆子，第一个上去开门，眼前果然一亮，三四个荷枪实弹、穿着灰色粗布军装的士兵说：“别害怕，我们是解放军。不欺压老百姓，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然后一个解放军士兵说：“我们有几个伤员，可以在这里安置一下吗？”这时候，柜上几个师傅齐声回答：“可以，可以！”接着，大伙儿跑出去帮忙把伤员抬进来。
太原解放当天下午和第二天，太原市区的各大街道路口、公园、体育场、影剧院都出现了救助活动。每个地方都架起了十几口大锅，柴禾燃着，火苗红红的，黄黄香香的小米粥供大家吃。后来得知，那两天被援助的饿肚子的穷苦百姓达4万多。我们鞋店，一共6个人，就有5人到海子边北口喝过小米粥。马春林师傅个头大，光他一个人就喝了6碗小米粥。回来后他美滋滋地拍着肚子说：“一年多了，没吃过这么饱，今天总算是吃了个圆肚子啦！”
当人们一碗一碗地喝着小米粥时，两眼止不住地流着感激的热泪。都说：“这是救命饭，救命粥。恩人就是毛主席；恩人就是解放军！”
2017年4月12日
最后一次吵嘴
说实话，从前我很不喜欢我们厂里的王自新。向他要些宣传用的纸张、粉笔，总是不能痛痛快快地发给，任凭你怎么着急，他非要问你个一清二楚不可，就是一支不值一分钱的粉笔，也不轻易让你拿走。为他那毛细劲，我真没少和他吵过嘴。
不过，前些日子的一次吵嘴，算是我俩最后一次吵嘴了。那天一上班，宣传委员让我到俱乐部领4张梅红纸，出墙报裁边儿用。我拿上领条，一边走一边想，千万别遇上老王发料啊！巧得很，走进俱乐部一瞧，别人都不在，偏偏就剩下老王一个人。我心想，真倒霉，我得跟他打麻烦。我走到老王跟前说：“给咱领上4张梅红纸吧！”老王放下手里正在整理的一堆碎粉笔，抬头看了看我说：“做啥用？”我顺手把领条递给他说：“看吧，上面写的清楚。”他看了看领条，马上皱起了他那粗黑的眉毛，问我说：“领几张红棉纸代替梅红纸行吗？”我心里很生气，指着桌子上放的领条对他说：“开什么纸就给我领什么纸，何必……”老王见我生气了，跨前一步拍着我的肩膀笑着说：“嘿！小琴，可不能那样说呀！一张梅红纸要比红棉纸贵8分钱哩；再说，剪墙报边，差点的纸也行吧？”他又推了推我说：“昨天开会你没听李书记报告吗？咱们可是共青团员哪，可得……”我当时觉得老王实在是啰嗦，于是我板着脸，向他摆了摆手说：“算了，我的库管老爷，别给咱上政治课啦！发啥就领啥吧！”
老王扭过身子，从柜子里取出一卷红棉纸，一张一张地给我数着。我心里偷偷地高兴，心想，罢罢罢！这可又脱过一关了。没想到，老王数完纸歪着脑袋又问我了：“小琴，多大的墙报，还用4张纸剪边儿？”我一听他说，气得直冒火，赌气说：“好吧！老王，你给咱设计一下，看看4张纸浪费不？”老王挽起了袖子，不紧不慢地捡起窗台上一只筷子，来回在纸上比画，一会儿他像得了宝似地笑着对我说：“小琴，你看，每张割6条，3张不是18条吗？按最大的墙报，采用16条，怎么能用得了4张纸呢？”他这一问，可把我给问呆了，脸上好像有人打了一巴掌似的灼热，张着嘴说不出话来。当时，我也明知自己缺理，但总觉得脸面上过不去，没理也得和他抢三分。于是我向老王瞪了两眼，像个顽皮的孩子，扑上前去就夺老王手里的纸。老王哪里肯让我拿走，争夺了一阵，还是没捞到手。老王也生气了，脸色黑红，嘴里叨叨着：“年轻人真不像样……”他生气是生气，还是怕我误了搞工作，顺手又把卷好的红棉纸递给我。我数了数还是3张，心里更火了，嘴里小声地骂着：“去你娘的，一张我也不领了！”呼喳一声，我把3张纸摔在老王面前，扭转身跑出了俱乐部。
回到车间，我像受了什么委屈，藏在更衣室里哭起来。下班以后，饭也没吃就回宿舍了。黑夜，同屋的伙伴们一个个都呼呼噜噜睡着了，只有我贵贱睡不着，脑子里胡乱地想着。一会想象老王，他为什么为一张纸和我争吵呢？一会又想想自己，明明知道个人有错，为什么要和老王无理取闹呢？想着想着，眼前就像出现了许多同志在严厉地批评自己不爱护国家财产；耳朵里又像有人对我说：“老王做的对呀，应该向老王学习……”
早晨，我刚起了床，就听到门外有人叫我。我开门一看，呀！是宣传委员老刘和老王，我一见老王就显得不自在起来。老王看出了我是在难过，他抢先说：“小琴，别难过了，昨天的事也不能全怨你，也怨我没给你解释清楚……不过我总是想，一张纸也总是国家的财产，能节约的就不要浪费掉。”老刘说：“老王说得对。咱们一块上班去吧！”
在上班的路上，我不知有多少话想和老王谈。我不但感到他不厌烦，反而感到他身上有一种什么最宝贵的东西，使我佩服他。
1957年4月
【作者手记】
上世纪50年代初，我在《山西青年报》发表了第一篇小小说《最后一次吵嘴》。今天，我想在《山西青年报》发表我的最后一篇短文《难忘的饥饿》，为我的文学生涯画上完美的句号。
今年4月24日，是太原解放68周年，为此，我想在这个时候发表《难忘的饥饿》这篇文章，一方面用以纪念太原解放、缅怀先烈，另一方面也想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现在的年轻人：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一定要珍惜，提倡节俭，杜绝浪费。
难忘的饥饿
人说黄连苦，但解放前太原老百姓的生活比黄连还苦！可以说，那时候太原多数人是日夜挣扎在饥饿死亡线上。老人们讲：光绪三年山西遭大旱，出现过人吃人的悲惨事件。而更可怕的是，在1948年临近春节时，新南门外并州旧货市场，竟也有人公开卖人肉包子。想来就让人心有余悸！
1949年2月，解放太原的炮声越来越近，和我一起在南十方院当生产兵的几个师傅被解雇，回到桥头街一家鞋店借宿。虽然脱离了当生产兵的苦难，但生活仍然无指望。因为市面萧条，店铺都倒闭了，鞋店老板都吃了上顿没下顿，我们做小工的就更得喝西北风了。
有一天，街道派“公差”，我和师兄去北郊机场扛大米。我们借用长筒靴之便，装回来六七斤红大米。熬成糊糊饭，舍不得多吃，一人一天只吃两个半碗。就这样，勒着裤腰带苦度时光。到太原解放的时候，我们柜上几个人，都瘦成了皮包骨头。因为吃不上正经的米面，更别说菜和油了，长期缺乏营养，好几个人还得了雀目眼病。
1949年4月24日凌晨，解放太原的炮声猛烈地响起来，火光在太原上空像无数条火龙蹿动起来。这时候，钻进防空洞的军官和富人们，都恳求老天爷消灾免难保佑平安。而像我们这些受苦受难的工人，多希望人民解放军早进城早出现，拯救我们这群劳苦大众！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早晨6点左右，我们柜上的门咚咚地被人敲着。我问：“谁？有什么事？”门外高声答：“快开门老乡，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多么熟悉的字眼，多么亲切的称呼！
我大着胆子，第一个上去开门，眼前果然一亮，三四个荷枪实弹、穿着灰色粗布军装的士兵说：“别害怕，我们是解放军。不欺压老百姓，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然后一个解放军士兵说：“我们有几个伤员，可以在这里安置一下吗？”这时候，柜上几个师傅齐声回答：“可以，可以！”接着，大伙儿跑出去帮忙把伤员抬进来。
太原解放当天下午和第二天，太原市区的各大街道路口、公园、体育场、影剧院都出现了救助活动。每个地方都架起了十几口大锅，柴禾燃着，火苗红红的，黄黄香香的小米粥供大家吃。后来得知，那两天被援助的饿肚子的穷苦百姓达4万多。我们鞋店，一共6个人，就有5人到海子边北口喝过小米粥。马春林师傅个头大，光他一个人就喝了6碗小米粥。回来后他美滋滋地拍着肚子说：“一年多了，没吃过这么饱，今天总算是吃了个圆肚子啦！”
当人们一碗一碗地喝着小米粥时，两眼止不住地流着感激的热泪。都说：“这是救命饭，救命粥。恩人就是毛主席；恩人就是解放军！”
2017年4月12日
最后一次吵嘴
说实话，从前我很不喜欢我们厂里的王自新。向他要些宣传用的纸张、粉笔，总是不能痛痛快快地发给，任凭你怎么着急，他非要问你个一清二楚不可，就是一支不值一分钱的粉笔，也不轻易让你拿走。为他那毛细劲，我真没少和他吵过嘴。
不过，前些日子的一次吵嘴，算是我俩最后一次吵嘴了。那天一上班，宣传委员让我到俱乐部领4张梅红纸，出墙报裁边儿用。我拿上领条，一边走一边想，千万别遇上老王发料啊！巧得很，走进俱乐部一瞧，别人都不在，偏偏就剩下老王一个人。我心想，真倒霉，我得跟他打麻烦。我走到老王跟前说：“给咱领上4张梅红纸吧！”老王放下手里正在整理的一堆碎粉笔，抬头看了看我说：“做啥用？”我顺手把领条递给他说：“看吧，上面写的清楚。”他看了看领条，马上皱起了他那粗黑的眉毛，问我说：“领几张红棉纸代替梅红纸行吗？”我心里很生气，指着桌子上放的领条对他说：“开什么纸就给我领什么纸，何必……”老王见我生气了，跨前一步拍着我的肩膀笑着说：“嘿！小琴，可不能那样说呀！一张梅红纸要比红棉纸贵8分钱哩；再说，剪墙报边，差点的纸也行吧？”他又推了推我说：“昨天开会你没听李书记报告吗？咱们可是共青团员哪，可得……”我当时觉得老王实在是啰嗦，于是我板着脸，向他摆了摆手说：“算了，我的库管老爷，别给咱上政治课啦！发啥就领啥吧！”
老王扭过身子，从柜子里取出一卷红棉纸，一张一张地给我数着。我心里偷偷地高兴，心想，罢罢罢！这可又脱过一关了。没想到，老王数完纸歪着脑袋又问我了：“小琴，多大的墙报，还用4张纸剪边儿？”我一听他说，气得直冒火，赌气说：“好吧！老王，你给咱设计一下，看看4张纸浪费不？”老王挽起了袖子，不紧不慢地捡起窗台上一只筷子，来回在纸上比画，一会儿他像得了宝似地笑着对我说：“小琴，你看，每张割6条，3张不是18条吗？按最大的墙报，采用16条，怎么能用得了4张纸呢？”他这一问，可把我给问呆了，脸上好像有人打了一巴掌似的灼热，张着嘴说不出话来。当时，我也明知自己缺理，但总觉得脸面上过不去，没理也得和他抢三分。于是我向老王瞪了两眼，像个顽皮的孩子，扑上前去就夺老王手里的纸。老王哪里肯让我拿走，争夺了一阵，还是没捞到手。老王也生气了，脸色黑红，嘴里叨叨着：“年轻人真不像样……”他生气是生气，还是怕我误了搞工作，顺手又把卷好的红棉纸递给我。我数了数还是3张，心里更火了，嘴里小声地骂着：“去你娘的，一张我也不领了！”呼喳一声，我把3张纸摔在老王面前，扭转身跑出了俱乐部。
回到车间，我像受了什么委屈，藏在更衣室里哭起来。下班以后，饭也没吃就回宿舍了。黑夜，同屋的伙伴们一个个都呼呼噜噜睡着了，只有我贵贱睡不着，脑子里胡乱地想着。一会想象老王，他为什么为一张纸和我争吵呢？一会又想想自己，明明知道个人有错，为什么要和老王无理取闹呢？想着想着，眼前就像出现了许多同志在严厉地批评自己不爱护国家财产；耳朵里又像有人对我说：“老王做的对呀，应该向老王学习……”
早晨，我刚起了床，就听到门外有人叫我。我开门一看，呀！是宣传委员老刘和老王，我一见老王就显得不自在起来。老王看出了我是在难过，他抢先说：“小琴，别难过了，昨天的事也不能全怨你，也怨我没给你解释清楚……不过我总是想，一张纸也总是国家的财产，能节约的就不要浪费掉。”老刘说：“老王说得对。咱们一块上班去吧！”
在上班的路上，我不知有多少话想和老王谈。我不但感到他不厌烦，反而感到他身上有一种什么最宝贵的东西，使我佩服他。
1957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