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苦修“绝学”留住晋方言
本报记者 孟绍毅
2018年9月8日，第34个教师节前夕。山西省委书记骆惠宁的一封回信，让“山西大学晋方言研究团队”的名字被更多人所熟知。
但人们不知道的是，这支被省委书记深切挂念、祝福的团队，已经在晋方言的研究之路上行走了三十余载，在方言学研究领域里不仅走在全国前列，而且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的脑’，山西大部分地区的方言中，‘的脑’就是‘头’的意思，而且在元杂剧里就有‘的脑’的说法；晋南有些地方，‘树’读（po），可以追溯到汉代时的读法；太原、晋中有些地方称‘杆’‘棍’为‘圪栏’；‘摆’是‘不莱’；‘夜来’是‘昨天’；‘年时’是‘去年’……”
“对于方言的研究，不仅仅是研究方言本身，更多的是对其所承载的地方文化，甚至整个汉民族文化的研究。而晋方言覆盖面积之广，辐射人口之多，是北方方言中最具价值的方言。”9月11日，山西大学语言科学研究所所长乔全生，向《山西青年报》记者普及着晋方言研究这门“绝学”。
4500万人口中的晋方言
晋方言，黄河流域、黄土高原上一支古老方言。
早在60年前，就有人提出“晋语”这一名称。
20年前，晋方言被作为学术概念正式提出。
李荣，著名音韵学家、方言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他首次将中国汉语方言分为十大方言，晋方言就是其中之一。其他九大方言为：官话、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话、闽方言、粤方言、平话、徽方言。晋方言的使用区域，涵盖了山西大部分县市及河北、河南、陕西、内蒙古四省区邻近山西的县市，覆盖面达176县市、4500万人。其使用面积仅小于官话，使用人口仅次于官话、吴方言，与闽方言、粤方言相当。
北京大学方言资深专家王福堂教授说：“就现代晋方言而言，的确具有相当多的特点。”
太原人读“一、六、七、八、十、不、国、别”等字的时候，语调很短，不能拉长。前后鼻音不分，平翘舌不分，阴平阳平不分；而且往往一个字分成两个音节，“摆”是“不莱”，拌是“不烂”，“杆、棍”是“圪栏”，“巷”是“黑浪”……
“晋方言史是汉语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晋方言语音史是汉语语音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西厢记》到《西游记》再到《红楼梦》的经典著作中，都带有浓厚的晋方言。用现时山西方言读这些书，多有‘书中多吾乡方言’之感。研究晋方言，对于了解晋方言所承载的晋文化，甚至是汉民族文化都有着积极的意义。”乔全生说。
三十多年潜心研究
乔全生1979年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两年后的1981年，他参加了在福建举办的全国方言学研究班。从此，乔全生与方言结缘，一发不可收拾。
“刚接触方言的时候，只是觉得很有意思，并没有觉得研究方言会怎么样，能怎么样。”乔全生坦言。
也就是在研究过程中，乔全生的兴趣被逐渐激发：方言作为一种语言现象，为什么会各地不同，根源是什么？
带着心中的诸多疑问，乔全生行走在山西各市、县，以其独特的田野调查方式，蹲在村民的田间地头、坐上老乡家的热炕头，聆听着他们用当地土话聊收成、拉家常，从而记录各地方言的发音，整理各地方言的基本面貌，追溯各地方言的源头。
“在走访调查的过程中，每当有新的发现，发现古书中找不到的资料，发现平时的疑惑在这个过程中突然得到答案，这就是动力，每每为此乐此不疲。像许多明清小说中出现的‘年时’，应该是‘去年’的意思，但在很多书中注释为‘当时’，就有些欠妥，不太贴切。”
“马蜂，很多地方读马蓬（发peng音）；‘个’字，有guai、kuai、huai、uai好几种音；‘头’叫‘的脑’，‘的脑’是dao的分音词，本字是‘首’，‘道’的声符即‘首’……”
谈到专业知识，乔全生显得很兴奋，如数家珍，古无清唇音、古无舌上音、记音字、分音字、合音字……
类似的发现和惊喜，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乔全生几乎每天都会遇到，每天都会收获“捅破那层窗户纸”后带来的不同程度的兴奋。
“需要做的工作很多，工作量也很大。即使一个县布一个点，也需要100多个点，可即便如此也根本不能全面、完整地反映当地方言全貌。这不是一代人两代人可以完成的工作，需要更多的人参与进来，需要更大的资金投入。”乔全生说。
的确，三十多年的奔波，屈指可数的休息日，让年逾60岁的乔全生渐感体力不支。常年的奔走让他患上了很严重的痛风，在最近几年采风的过程中，他常常是没走多远就已经疼得一瘸一拐，往往不长的路程，都需要学生搀扶甚至背着，才能走完。
即便如此，乔全生还是坚挺在晋方言研究的最前线。“近几年来每天的日程安排都很满，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就像一个猛子扎进水里，顶多是浮上来透口气，一个猛子就又下去了。只能坚持，除了不懈的学术追求，还在于志诚的感恩、回馈社会的价值追求。”乔全生说。
成立专门研究机构
2007年，山西大学成立了语言科学研究所，乔全生任所长。研究所下设晋方言及口传文化典藏研究室、重大项目研究室、高本汉研究室、语言保护工程工作室等机构。（注：高本汉，1889—1978，瑞典最有影响的汉学家。曾任哥德堡大学教授、校长，远东考古博物馆馆长。1910年至1911年，专程来山西调查方言，所著《中国音韵学研究》收入晋方言9个县的语音材料。他首开晋语语音研究之先河，是系统调查汉语方言语音第一人，也是构拟中古语音音值第一人。）
“成立语言科学研究所后，主要以晋方言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汉语方言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山西口传文化典藏研究为特色，通过深入挖掘晋方言的特点，揭示其在汉语发展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乔全生介绍，十余年间，研究所的研究团队逐渐发展壮大。目前，有专职教师7人，兼职教师9人。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1名，山西省首批“三晋学者”特聘教授1名，省“百人计划”特聘专家1名，省中青年拔尖创新人才2名，省“青年三晋学者”特聘教授1名，省学术技术带头人1名。
“目前，晋方言研究团队的人员已有近 40人。其中教授 12人，副教授20余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晋方言研究团队成员余跃龙说。
2015年，依托山西省“百人计划”工程，研究所引进日本同志社大学沈力教授为特聘专家，运用GIS（地理信息系统）开展山西方言研究，建构山西方言的语言生态库和山西方言有声数据地图，为国家检测语言生态的变化、公安刑侦开发基于有声数据的追踪系统，提供理论支撑和应用服务。
同年，乔全生被聘为“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核心专家。
“在乔老师的带领下，研究所集中精力和物力，对晋方言进行全面的共时描写和历时溯源，对山西100多个方言点进行拉网式的全面调查，客观详实地反映20世纪末、本世纪初期晋方言的全貌。在此基础上，结合已有的语言材料和实地调查报告，探索晋方言从唐五代西北方言至今的历时演变轨迹和音变历程。对晋方言的平面描写与历史演变研究、本体性研究与扩展性研究进行更加深入地研究和探讨。”团队成员余跃龙说。
由此，山西大学语言科学研究所形成了颇具影响力的晋方言研究学派。《山西方言重点研究丛书》（32种）的出版引起了海内外语言学界的共同关注，吸引了日本、台湾、香港等地的研究者加入到晋方言的研究中来，扩大了晋方言的学术影响。
2018年9月8日，第34个教师节前夕。山西省委书记骆惠宁的一封回信，让“山西大学晋方言研究团队”的名字被更多人所熟知。
但人们不知道的是，这支被省委书记深切挂念、祝福的团队，已经在晋方言的研究之路上行走了三十余载，在方言学研究领域里不仅走在全国前列，而且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的脑’，山西大部分地区的方言中，‘的脑’就是‘头’的意思，而且在元杂剧里就有‘的脑’的说法；晋南有些地方，‘树’读（po），可以追溯到汉代时的读法；太原、晋中有些地方称‘杆’‘棍’为‘圪栏’；‘摆’是‘不莱’；‘夜来’是‘昨天’；‘年时’是‘去年’……”
“对于方言的研究，不仅仅是研究方言本身，更多的是对其所承载的地方文化，甚至整个汉民族文化的研究。而晋方言覆盖面积之广，辐射人口之多，是北方方言中最具价值的方言。”9月11日，山西大学语言科学研究所所长乔全生，向《山西青年报》记者普及着晋方言研究这门“绝学”。
4500万人口中的晋方言
晋方言，黄河流域、黄土高原上一支古老方言。
早在60年前，就有人提出“晋语”这一名称。
20年前，晋方言被作为学术概念正式提出。
李荣，著名音韵学家、方言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他首次将中国汉语方言分为十大方言，晋方言就是其中之一。其他九大方言为：官话、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话、闽方言、粤方言、平话、徽方言。晋方言的使用区域，涵盖了山西大部分县市及河北、河南、陕西、内蒙古四省区邻近山西的县市，覆盖面达176县市、4500万人。其使用面积仅小于官话，使用人口仅次于官话、吴方言，与闽方言、粤方言相当。
北京大学方言资深专家王福堂教授说：“就现代晋方言而言，的确具有相当多的特点。”
太原人读“一、六、七、八、十、不、国、别”等字的时候，语调很短，不能拉长。前后鼻音不分，平翘舌不分，阴平阳平不分；而且往往一个字分成两个音节，“摆”是“不莱”，拌是“不烂”，“杆、棍”是“圪栏”，“巷”是“黑浪”……
“晋方言史是汉语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晋方言语音史是汉语语音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西厢记》到《西游记》再到《红楼梦》的经典著作中，都带有浓厚的晋方言。用现时山西方言读这些书，多有‘书中多吾乡方言’之感。研究晋方言，对于了解晋方言所承载的晋文化，甚至是汉民族文化都有着积极的意义。”乔全生说。
三十多年潜心研究
乔全生1979年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两年后的1981年，他参加了在福建举办的全国方言学研究班。从此，乔全生与方言结缘，一发不可收拾。
“刚接触方言的时候，只是觉得很有意思，并没有觉得研究方言会怎么样，能怎么样。”乔全生坦言。
也就是在研究过程中，乔全生的兴趣被逐渐激发：方言作为一种语言现象，为什么会各地不同，根源是什么？
带着心中的诸多疑问，乔全生行走在山西各市、县，以其独特的田野调查方式，蹲在村民的田间地头、坐上老乡家的热炕头，聆听着他们用当地土话聊收成、拉家常，从而记录各地方言的发音，整理各地方言的基本面貌，追溯各地方言的源头。
“在走访调查的过程中，每当有新的发现，发现古书中找不到的资料，发现平时的疑惑在这个过程中突然得到答案，这就是动力，每每为此乐此不疲。像许多明清小说中出现的‘年时’，应该是‘去年’的意思，但在很多书中注释为‘当时’，就有些欠妥，不太贴切。”
“马蜂，很多地方读马蓬（发peng音）；‘个’字，有guai、kuai、huai、uai好几种音；‘头’叫‘的脑’，‘的脑’是dao的分音词，本字是‘首’，‘道’的声符即‘首’……”
谈到专业知识，乔全生显得很兴奋，如数家珍，古无清唇音、古无舌上音、记音字、分音字、合音字……
类似的发现和惊喜，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乔全生几乎每天都会遇到，每天都会收获“捅破那层窗户纸”后带来的不同程度的兴奋。
“需要做的工作很多，工作量也很大。即使一个县布一个点，也需要100多个点，可即便如此也根本不能全面、完整地反映当地方言全貌。这不是一代人两代人可以完成的工作，需要更多的人参与进来，需要更大的资金投入。”乔全生说。
的确，三十多年的奔波，屈指可数的休息日，让年逾60岁的乔全生渐感体力不支。常年的奔走让他患上了很严重的痛风，在最近几年采风的过程中，他常常是没走多远就已经疼得一瘸一拐，往往不长的路程，都需要学生搀扶甚至背着，才能走完。
即便如此，乔全生还是坚挺在晋方言研究的最前线。“近几年来每天的日程安排都很满，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就像一个猛子扎进水里，顶多是浮上来透口气，一个猛子就又下去了。只能坚持，除了不懈的学术追求，还在于志诚的感恩、回馈社会的价值追求。”乔全生说。
成立专门研究机构
2007年，山西大学成立了语言科学研究所，乔全生任所长。研究所下设晋方言及口传文化典藏研究室、重大项目研究室、高本汉研究室、语言保护工程工作室等机构。（注：高本汉，1889—1978，瑞典最有影响的汉学家。曾任哥德堡大学教授、校长，远东考古博物馆馆长。1910年至1911年，专程来山西调查方言，所著《中国音韵学研究》收入晋方言9个县的语音材料。他首开晋语语音研究之先河，是系统调查汉语方言语音第一人，也是构拟中古语音音值第一人。）
“成立语言科学研究所后，主要以晋方言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汉语方言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山西口传文化典藏研究为特色，通过深入挖掘晋方言的特点，揭示其在汉语发展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乔全生介绍，十余年间，研究所的研究团队逐渐发展壮大。目前，有专职教师7人，兼职教师9人。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1名，山西省首批“三晋学者”特聘教授1名，省“百人计划”特聘专家1名，省中青年拔尖创新人才2名，省“青年三晋学者”特聘教授1名，省学术技术带头人1名。
“目前，晋方言研究团队的人员已有近 40人。其中教授 12人，副教授20余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晋方言研究团队成员余跃龙说。
2015年，依托山西省“百人计划”工程，研究所引进日本同志社大学沈力教授为特聘专家，运用GIS（地理信息系统）开展山西方言研究，建构山西方言的语言生态库和山西方言有声数据地图，为国家检测语言生态的变化、公安刑侦开发基于有声数据的追踪系统，提供理论支撑和应用服务。
同年，乔全生被聘为“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核心专家。
“在乔老师的带领下，研究所集中精力和物力，对晋方言进行全面的共时描写和历时溯源，对山西100多个方言点进行拉网式的全面调查，客观详实地反映20世纪末、本世纪初期晋方言的全貌。在此基础上，结合已有的语言材料和实地调查报告，探索晋方言从唐五代西北方言至今的历时演变轨迹和音变历程。对晋方言的平面描写与历史演变研究、本体性研究与扩展性研究进行更加深入地研究和探讨。”团队成员余跃龙说。
由此，山西大学语言科学研究所形成了颇具影响力的晋方言研究学派。《山西方言重点研究丛书》（32种）的出版引起了海内外语言学界的共同关注，吸引了日本、台湾、香港等地的研究者加入到晋方言的研究中来，扩大了晋方言的学术影响。